吴邦国委员长在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里，提出了八个“确立”之后，接着又向全国人民宣示了五个“不搞”：“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就是有名的“五不搞”，有的朋友称之为“六不搞”，因为第三个“不搞”是“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把它算成两个“不搞”，就成为“六不搞”了。鲍彤、曹思源都撰有批判“六不搞”的专文，尖锐而深刻。我这里还是按照吴邦国委员长的提法，保持“五不搞”的称呼。
我在初读工作报告的时候，读到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庄严的讲坛上，要来这么一段小孩子撒赖一般的“五不搞”？其实，前面的“八确立”中，前四个“确立”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花样翻新，而“五不搞”完全可以包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里，何必再塞到人大的工作报告里去呢？
看来是近几年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和〈08宪章〉的出现，触动了报告人的某根政治神经，导致他不可遏止地要表白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在这个工作报告之前，他就已经以不甘寂寞的姿态，投身于对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的大讨伐，多次发表所谓“绝不照搬”的言论。这一次在人大讲坛上的表态，是对那场大讨伐的政治总结。这就使那些赌咒发誓式的“五不搞”，涂上了政治原则的色彩。殊不知这样一来，却进一步暴露了报告者的浅陋和偏见。
我从这个偏执而且有些无聊的“不搞”中，却发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政治现象。一是民间的民主呼求和维权趋势，已经发展成为足以引起执政者惊惧的政治力量，以致出现了一场对普世价值的围剿和对〈零八宪章〉的镇压，最后甚至在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里，以“五不搞”的形式，作出教师爷式的总结。另一政治现象是权贵集团和毛左派的合流，从在北京召开工人（共产）党代表大会的陈仓暗渡，到“毛泽东思想方阵”的招摇过市，都显示出他们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五不搞”的宣示，进一步展现了他们之间的共性，意味着这种政治联盟是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那就是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
工作报告用“从中国国情出发”来修饰“五不搞”，似乎是要使“五不搞”显得理直气壮，但实际上却泄露出它的底气不足。人们从多年来舆论宣传的习惯里体会到，所谓“中国特色”、“从中国国情出发”，经常掩盖着一些以假乱真的货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不由自主地会投以怀疑和批判的目光。
“五不搞”确实有值得怀疑和批判之处。我们先看第一个“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媒体上不止一次地看到有人批判“多党轮流执政”。但这个荒唐的主张出自何处，是哪个人提出的，却无人给出清晰的答案。只听批判声，不知批判谁。这使我想起反右派时的《人民日报》。一些座谈会上的发言，经过《人民日报》瞒天过海、李代桃僵，就变成另一付模样了。最为人熟知的，有葛佩琦的“要杀共产党”，章伯钧的“轮流坐庄”。现在批判“多党轮流执政”，莫非是反右的故伎重演？只是当年还能捆一只羔羊，送到阶级斗争的祭坛上，而现在却连一只赎罪羔羊都找不到，只能自说自话、空打空撞了。这不知道是时代的进步，还是专制主义的没落？
“多党轮流执政”这个说法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谬论。在历史上，自从近代社会有政党政治以来，几百年里就没有出现过什么“轮流执政”；在实践里，不论是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都不可能由几个政党“轮流执政”。在专制社会里，一党专政的既得利益者不可能让出执政地位，因为那是他们的权力和财富的源泉。在民主社会里，一个政党要通过选举，获得多数选民的认可，才能取得执政地位，不是靠“排排坐，挨着个”，轮着次序就能上台的。多数选民拥护你，你就可以再次、三次、四次地执政下去；得不到选民的拥护，你一次也休想上台。
这个道理是如此地简单明了，只有政治上的白痴才会提出“多党轮流执政”的遐想。在全国人大的主席台上大谈“不搞多党轮流执政”，难免使人产生“痴人说梦”的联想。此话出之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之口，就更有失身份了。
这里面大概有一个可以说是难言之隐的奥秘。《08宪章》的“基本主张”第9条是“结社自由”，其中提出：“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这里说的“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实际上就是“多党制”。这才是委员长赌咒式地宣示“不搞”的真正对象。无奈有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摆在那里，宣布“不搞多党制”，就有可能伤及“多党合作制”。虽然实际上是批判《零八宪章》，但这四个字又是高度敏感词，不能出现在工作报告和任何媒体上。不知道是哪一个御用文人出了这么个“高招”，弄出个“多党轮流执政”的稻草人，成为批判的靶子，也就有了吴邦国委员长的第一个“不搞”。
作为现代国家政党政治的具体形式，多党制也好，两党制也好，都是政治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不是任何哲人进行制度设计的结果，也不是任何蠢人阻挡得了的。近代政党是一部分有志于从事政治活动的社会成员集聚起来的组织，最早出现于英国。代表着不同阶级利益的辉格党和托利党，虽然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但他们都积极参与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这对于后来世界各国的政党发展，有着一定的示范作用。近现代世界各国的历史表明，两个或两个以上政党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是防止政治腐败的良药。一党制则必然导致权力失控，腐败丛生。这种制度性的缺陷，不是任何道德说教或政治教育所能纠正的。
我国的政党制度，名义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似乎沾了多党制的边，但由于共产党的领导是以专政的思维方式和专制的行政手段来加以实施的，它同多党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现代政党政治毫无共同之处，实际上还是地地道道的一党专政。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共产党在经济上的垄断已经被打破，但在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依然坚持着对权力、舆论和公民权利的全面垄断。这是腐败加深、国民分裂、社会动乱、道德沦丧的总根源。只有放弃一党专政，实行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开放党禁，培养能够有效地制约和监督政治权力的党派和社团，接受他们的制约和监督，才有可能清除自己身上的污垢，割除腐烂的肌体，成为一个健康的、顺应历史潮流的现代政党。这是真正的“多党合作制”，也就是“多党制”。
当然，由于共产党的超常强大，在中国实现多党制可能还十分遥远。无论是现有的民主党派，还是开放党禁后新建的党派和社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可能发展成为能够有效地制约和监督共产党的政治力量。但是，超常强大的共产党，同时也已经超常腐败，花样翻新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传统的道德说教，都无法疗治已经病入膏肓的躯体，除非改革政治体制，从根本制度上改弦易辙，才有可能挽狂澜于既倒。
说说“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之类的蠢话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只不过是留下一些笑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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