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念头？“唱红”“演红”的“红剧”里有“变天账”的说法，给我启发：我们人人都应该有一本“变天账”，眼下无法对他们犯下的罪行索偿，也要留下来，将来条件成熟时进行追讨。
何频
2010 年12 月出版的《明镜月刊》最突出的封面要目，是“中国形势大逆转”，我们主要是披露了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内容，分析了整个中国形势都会左转。
今年以来的中国局势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明镜月刊》的预测：抓捕、压制异议人士，是自1989 年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厉，连艺术家艾未未这样的人都不放过，采取的手段既低劣也卑鄙：不仅剥夺他的人身自由，而且通过官方控制的媒体，进行人格上的侮辱和摧毁，这与“文革”时期有什么差别？全国各地暴乱四起，“唱红”唱得“全国山河一片红”；经济上国进民退，当局拼命印钞票，让军人、老干部、在职官员和国企职工都得到补助，民营企业就更加艰难，这就是持续性地打压私有企业，普通百姓更是饱受通货膨胀之苦，平均收入是美国的三十四分之一，物价比美国还贵；而中共为庆祝九十周年推出的文艺作品，左得离谱，《建党伟业》虽然有多名明星争先恐后地涌来在银幕上一闪而过，但整个影片，不客气地说，就是干嚎闹剧。
中共不敢真的全面左转
在这种气氛下，很多人为中国的前途担忧就不奇怪了。不过，我希望我的一些观察和看法，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信心，不致于如此悲观。如果形势真的出现向左“大逆转”，对中国也未必是一件坏事。以中国现在百姓的水准，反弹的几率会大大提升。逆转越大，反弹越大，变革的可能性会提早、速度会加快。
在我看来，中共是得了晚年绝症的老人，眼下既想根治绝症，病急乱投医；更想长命百岁，四处寻觅灵丹妙药，这两者同时进行，但都并非激进方式，下药不会太狠，而是微调、乱调，过头了再调回来……口头叫得凶，红歌唱得响，私底下的资本主义行为一点也没有放弃。
按照胡锦涛的性格，实际上就是拖，他继承了邓小平的一个核心思路：把问题、麻烦，交给下一任、下一代（邓小平说，后代比我们更聪明），让自己能够避过去、活下去。这样，哪怕胡锦涛自己左得要命，他也不敢真正左转！
胡锦涛其实不是左或右的问题，是他脑子里空空如也，能记得的只是空话、套话、大话。人们总是喜欢神化独裁者，其实多数丰功伟绩是胡编、想象的，因为没有一个标准。但你看看毛泽东、邓小平选的接班人是些什么人？邓小平选了胡这样的人，说明他邓小平并不神奇，胡当政看来是对中共体制的报应。
有两点很清楚：第一，中共一党独裁是绝症，无药可医；第二，如果中共胆敢全面左转，中国政治变革必将大大加速。这两点不管从哪一点来看，都让人觉得对中国的形势不应该那么悲观——当然也没有理由乐观，不过，过份悲观，会让我们无所作为，对中国的前途反而不利。
我想再讨论一下最近大家议论得比较多的几个问题。
唱红走黑煽动穷人再闹革命
第一个我想讨论一下大家担忧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唱红歌、演红剧、刷红标语、发红短信……一时间，毛式语言又弥漫了全国。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就反对强制且用纳税人的钱唱红，他说：“重庆累计唱红10.4 万次场，参与人数8000 万，场地费服装道具一人150 元，共计2.1 亿元，每人次误工费、交通费加起来共计2700 亿。如果全国唱红会是几万亿，为什么不用来搞医保？！”
“唱红”，大家都知道是政治上很有野心的薄熙来为了突破自己仕途困境而搞出来的。但是，为什么会在全国全面铺开呢？是不是中央的决定？
根据我们现在得到的信息，并不是：中央并没有发文推动全国“唱红”。薄熙来带着“唱红”大队到北京去，并没有得到最高层的热烈回应。这就说明，最高层并不愿意贸然支持——虽然口头上说些不要钱的漂亮话鼓励一番，作为个人，也不妨与民同乐跟着唱几声，但是并没有发出中央号令。
那么为什么各地会纷纷仿效呢？我认为有几个观察的角度：
我在一些讲话中说过，老权威离去，中国未来必将群雄并起，要想争取自己的权力，就得通过自己的努力，表现独特的个性，而不能坐等、服从中央的安排——除非对中央的安排自己觉得很满意；如果不满意，就得自己想办法争取更好的前途。薄熙来就这样做了，虽然有人有时为他捏一把汗，觉得他做得太过头，但是他确实通过“唱红打黑”，塑造了自己的独特形象，赢得了口碑。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号，鼓励更多官员来推出自己的个性举措。但是，中国大部分官员毕竟都是从崇尚平庸、泯灭个性的官场文化中逆势淘汰出来的，很多官员并不具备这样的眼光、素质和胆略，就只能跟着薄熙来閙一閙、唱一唱了，即便没有中央的令箭。这就反映了中国官员的思想基础——他们感知到：若向左，输的几率小，赢的几率大，而中共党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大部分时候都是左得了好处。所以他们就押宝，东施效颦、宁左勿右。
这就证明了：官方意识形态和官员的真实心态，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他们人格分裂：口头上“唱红”，行动上“走黑”。
“唱红”的荒唐，有目共睹。但是在我看来，“唱红”有正面作用。不管人们怎么指责其“荒唐可笑”，是回到“文革”时期，它毕竟反映了人们内心深处对公平、正义的向往；而对中国现实政治，“唱红”则既是讽刺，也是反抗。它让人们回想起中共声称追求的公平、正义，并与中共九十年来实际作为进行对比。前三十年，夺命：中共既杀敌人，更杀自己人；中间三十年，夺魂：是掏空人们的灵魂；后三十年，夺钱：建立了人类历史上和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
大家不仅要“唱红”，而且要品味红歌的内涵。共产党之所以能崛起，就是因为标榜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而今却建立了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社会之一。红歌的内涵，是对权力者的警告，对官僚资本家的警告，唤醒老百姓的追求公平的愿望，起来造反，奋臂革命，抗争不合理的现实。
就连赚了大钱的资本家，也纷纷要拿着钱逃跑到国外去。他们已经从“唱红”闻到了味道：这么唱下去，不就要重新清算他们、打倒他们、瓜分他们的财产吗？中国现在有几个不是官僚资本家？不靠向官员行贿、不跟权力勾结，在中国岂能成为大资本家？从中央政治局，到最基层的乡长、村长，哪一个层次的官员不是自己、子女亲属都大肆敛财，为霸一方？
光是讲中共用暴力手段推翻了国民党合法政权，将社会各阶层的精英杀、关、管，摧毁了传统民间社会……等等，我看不公平。应该承认，中共中有一批人是有追求公平合理社会的理想的。那么，通过“唱红”，通过中共纪念九十年活动，我们应该看一看，这些人的理想，到底实现了没有？如果没有实现，是被谁玷污、被谁篡改、被谁阻拦？
唱红歌，想涵义，看现实，以红歌为标准，若不是人格分裂，就是良心觉醒：对比一下共产党中国与国民党中国，四大家族与十大、百大家族，想想共产党比国民党是更清廉了，还是更腐败了？是更民主了，还是更独裁了？难道不应该学习红歌所颂扬的共产党员不怕流血牺牲、不畏艰难险阻、暴动革命，前赴后继，去推翻独裁腐败政权，建立合理美好社会的理想和精神吗？难道今天的人民，反而没有九十年之前人们拥有的权利了？
《建党伟业》告诉人们，中共是为了让中国更公平而建立的，那么，今天人们不也可以建党吗？中共当年既然可以在这一名义下号召人民起来推翻腐败的国民党政府，那么今天人们为何不能起来推翻比国民党更腐败的政府？
共产党为什么不能下台？“因为江山是老子打下来的！”按照这个逻辑，我问你，你是不是说抢来的就是合理的？这一种强盗逻辑到今天还在讲，你不等于在鼓励天下人造反吗？
还有人说，中共还在台上是因为它不是个人独裁，是集体领导。其实，剥夺人民选举领导人的权利就是独裁，而且集团独裁对人民伤害更大，非法侵占人民的财产更多。
其实，共产党在台上对老百姓靠的是两点，野蛮、不讲理。野蛮，就是枪杆子，抓你、杀你！不讲理，就是中宣部，只让你接受宣传，不让你新闻自由，踫上这样的党，你能做什么？只能编段子，讽刺挖苦！
红歌也是一种段子，一种冷幽默，一种讽刺挖苦，看起来好像是麻醉剂，实际上是兴奋剂。我敢打赌：红歌是唱不下去的。每天的央视“新闻联播”节目之前放一段红歌才好呢，让民众品味歌词，再直观地看看领导人如何跟资本家把盏言欢。
各地当局跟风推动“唱红”，那都是假唱，红歌唱下去，人格更分裂；红歌唱下去，更鼓动暴动；红歌唱下去，社会更不稳定——弄得不好，薄熙来自己都危险了，被红海洋的惊涛骇浪所吞没。
起诉茅于轼辛子陵，公审的是毛泽东
人们还担心毛派分子复活。
现在毛派分子声势最大的网站，是“乌有之乡”， 看的人超过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网站，毛派分子以“乌有之乡”为平台，对经济学家茅于轼、党史专家辛子陵发起所谓“公诉”。人们担心，薄熙来大搞“唱红”，而胡锦涛总书记又是政治辅导员出身，那么毛派是否会以此为支点，不仅在政治理论领域，而且在政治操作领域也卷土重来？
但我观察，毛派分子的言行，还是在一个正常社会可以容忍的限度以内，他们的思想还不像德国纳粹那样必须通过法律断然制止。我更注意到，在毛派分子中，有一些人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的主张，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目前的社会不公的愤怒反弹。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应该包容他们这样的思潮，应该保留其存在的空间。对于中国逐渐形成健康、多元的社会，有正面的作用。
起诉茅于轼、辛子陵，很多人提出法理方面的批评，我没有仔细从法理上推敲其依据，我觉得，他们诉诸司法诉讼，要求法律追究茅、辛的所谓诽谤毛泽东等等“犯罪行为”，认为茅、辛许多叙述并不符合事实，这些也还没有偏离正确的方式。若能通过审判，双方通过举证、法庭辩论，不难分辨真假。通过这一个案，不是必然会引起整个社会对于毛泽东功罪、毛泽东时代优劣等等问题的公开讨论么——而这种公开讨论，过去从来没有准许老百姓在公开的媒体平台上进行，都是中共自己通过决议来做出评价，也可以看得更清楚，当今领导人，是继承了毛泽东，还是背离了毛泽东？继承得对不对，背离得对不对？
我相信，如果法院受理他们的“公诉”，将对中国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我倒是担心，可能中共并不敢真正受理，失去一个对中共过去的历程、未来的道路大辩论的极好机会！
腐败不是新闻，反腐败也不是新闻
与此同时，我注意到一种现象，对于揭露贪官污吏，现在民众兴趣缺缺。开始我很奇怪，慢慢明白了一些原因：
首先，腐败已经不再是新闻了，上下无不腐败，“无官不贪”，这个说法前几年还有点限制词、修饰词，现在看，非常准确。只是贪多贪少、腐大腐小的区别而已。
我以前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即便是什么都不贪，都是合法合理的待遇：政府分给你的房子、配给你的福利，按你的贡献和社会分配机制来说，实际上也是一种多吃多占，也是贪污腐败，因为这种分配不是通过公平机制来进行，而是党和政府恩赐给你的——党和政府完全就是一体的，我曾创造了一个词，就叫“党府”。这种贪污腐败，看来冠冕堂皇，实际上也是对人民应得利益的侵占。
不过，反腐败也不再是新闻了：人民已经非常麻木了！
其次，老百姓明白了，既然“无官不贪”，为什么抓一些贪官出来呢？其实多数情况都是“狗咬狗”的结果，是权力倾轧的体现。大家对反腐败怎么还会有任何信心？
最搞笑的就是，如此腐败的中共，反腐败的机构竟然越来越多，纪委，监察部，最高检察院又成立反贪局，后来又成立预防腐败局……我看，所有叠床架屋的名称都可以拿掉，就直接叫“腐败局”就好了！
有人说，一个单位的纪委书记，往往是一个单位比较闲、比较缺少能力、又“爱管闲事”的人来担任。后来是一群心理变态的人来担任纪委干部。现在则纯粹成为政治打手机构了。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我认为是最近五年来关于中国最重要的一本书《中共“黑匣子”》，最详尽地揭露了中共内部怎么贪污腐败、怎么权力斗争的戏码。
例如所谓“双规”，人们过去最多只是认识到，它是对领导干部的公民权利的非法剥夺，是非法拘禁行为；这当然是不错的，一个政党，怎么能够超越法律之上？这是不能被接受的。但是看了这本书，我才明白，“双规”更重要的奥妙还不在这里：“双规”实际上是“双保”：保护和保障。
第一是保护：最大限度地保护涉嫌犯罪官员与其上级官员的关系！哪一级官员跟上级官员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不仅他受上级官员的拔擢，而且他要向上级官员奉送好处。哪有几个贪官就只是个人贪腐？这是一个集体生存系统，一个贪腐官员的生物群落。“双规”是“双保”，首先就是保护了他的社会关系，避免了“一锅端”“几锅端”。本来中国的司法体制就打下了党的鲜明烙印，即使这样，他们还不放心，还要用“双规”这种方式来把贪官的证词、口供，控制在他们能够接受的范围。
“双规”还有第二个效果，越来越表现出“党性色彩”和“人性色彩”，对这些贪官成为保障。即使上面没有保护人，也给贪官一个讨价还价的广阔天地：只要你达到我们纪委的要求，服从我们权力斗争的需要，成为我们升官发财的砝码，交代出一些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就给你回报——明明其罪行应判死刑，允诺判死缓，过几年减为无期，在监狱中的待遇，与普通囚犯当然相差悬殊；再过几年保释、保外就医……
人们不是说许宗衡先哭后笑吗？就是这么来的。被判的贪官当然要感谢党，感谢纪委了！
对于最近数年大张旗鼓宣扬的惩治贪官的案例，中共媒体能否追踪一下，有几个人还在监狱之中，还没有悄悄走出牢门，享受荣华富贵？
中共唯一没有的是未来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没有腐败就没有中共”：中共已经丧失了理想，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用利益来维系党员了。对利益，本来需要建立一种公平的分配机制，你没有、你又不肯建立，那就只能靠腐败了！所以，我认为，腐败，现在是中共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中共不可能解决腐败，只会愈演愈烈。不瘸败，就垮了！
这样说，共产党靠三子养老，对百姓，用枪杆子、用笔杆子；对自己人，用的是票子。
这就是为什么过去老百性看到抓住一个贪官还高兴一下，鼓一鼓掌；现在，都觉得无能为力。
话说回来，我倒是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民众能做的事情还是有的。
中共现在有枪杆子、有笔杆子，还有印把子和票子……唯一没有的就是未来。我跟中共体制内任何一方面的人士交谈，他们对今天的现状，有人满意，有人不满意，但是谈到中共体制的前景，没有一个官员抱有信心。这就说明，他们有今天，但没有明天。明天是什么？就是不管道路多么曲折，中间出现多少反覆和逆流，时间是需要三年五年还是十年二十年……民主化必定是中共的死路，是中国的生路！
我曾经在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说2021 年中国民主化来临，开始根本的政治转型。最近见到一些大陆来的商人和官员朋友，都认为我太悲观了，他们认为，变化比我预测的要来得快得多，早得多。但不管时间迟早，民主化是中国能够真正崛起、能够有尊严地成为世界文明社会成员的必由之路。
有人说，过去对中国前途从来没有预测准确过，所以现在对民主化的预测，也不会准确。对这些议论，我不想辩解和反驳。我只想说，当民主化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毫无准备，措手不及。
我们能做什么呢？
人人都来记“变天账”
在今天，有很多人在努力争取民主化早点到来。我觉得，即使是比较消极的人，也可以做一个基本的工作：如实记录你能够掌握的各级官员和商人勾结的事例，越确定越好，越详细越好：是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用什么方式，侵夺人民的财产，侵占人民的土地，欺压人们的反抗？
多少官员和房地产商行贿受贿、获得不义之财，才得以成为暴发户？没有几个大商人，完全靠自己的智慧和劳动成长壮大；没有几个官员，完全靠自己的服务和能力而节节高升。他们做得如此隐秘，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每个贪官奸商的周围，都有无数老百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人掌握细节，有人掌握概貌，有人掌握局部……或许一个人掌握的情况并不翔实、并不完整，但是这些碎片，能够拼出全图，接近原貌，所以大家都应该很细心地保留相关证据！
我们不希望中国未来民主化的过程是革命，我也不呼唤再来一次就像中共推翻国民党那样血腥的革命。但是我坚信：通过法律进行审判，是必要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接受评判、裁决——好在时间也没有过去那么久，最多也就是三十来年。保留这些证据，就能够冤有头债有主，追究真正的罪人。我希望大家心里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式，为未来的审判做一个最基础的工作。
如果届时涉案的官员商人在世，他们应该被押上审判台；如果届时他们不在世了，他们的受益者应该吐出非法获得的财产；受益者如果也参与了非法侵占行为，他们也应该受到法律的惩处。即使他们到了国外，也可以通过国际合作缉拿归案。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念头？“唱红”“演红”的“红剧”里有“变天账”的说法，给我启发：我们人人都应该有一本“变天账”，眼下无法对他们犯下的罪行索偿，也要留下来，将来条件成熟时进行追讨。
台湾民主化虽然有很多问题，被反对民主化的人士抓住作为借口，但是民主化的涵义，不仅是人民推举和监督官员，而且政治人物彼此也进行权力之争，互相监督。这种彼此制约，是防止贪腐的有效举措。台湾前有陈水扁被判刑，最近又有起诉李登辉。如果说这是“狗咬狗”，其得益者也毕竟是老百姓。再如红色高棉，中共的好朋友乔森潘等人，也被审判。这些都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
民主化之后的审判，将不是像中共审判所谓“四人帮”、林彪反革命集团那种内部不同派别人士。未来的审判，是公开的、专业的、严格按照司法程序、排除政治因素干预的审判，很多人今天可能面对贪腐什么都做不了，但到那时，你就可以成为证人、可以提供证词，将他们绳之以法。
在中共的“红色影片”《小兵张嘎》中，八路军曾经这么威胁与敌伪合作者：“小心将来拉清单”；而在中共建政之后，不论土改还是“公私合营”，中共都特别警惕被整肃者悄悄记下“变天账”。这些都说明，对倒行逆施者记帐，是在他们头上悬了一柄达摩克利斯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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