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南非模式
习近平主席26日在与南非总统祖马会谈时表示，中南同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相连的命运、相依的未来。
如果说习近平对普京说的话透露出自己的性格和权威，在南非的谈话则曝光了解决中国最头疼的问题的思路。中国政治改革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的历史包袱，纵观中共60多年夺权、执政的历史，几乎各个阶段都在犯着各种严重错误或者罪行：
a) 建党初期闹革命期间：在国民政府下，成立苏维埃准外国政府，搞武装暴动，对绝大多数合法致富的土地所有者实施抢劫、镇压。
b）听命于苏联，进行残忍的内战，不则手段、不计后果。
c）建政后，进行数次大规模镇压，后发动大跃进并引发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10年文革、六四屠杀，到近年的土地侵占、强拆、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环境恶化。
中共元老们曾指出，如果人民知道历史真相，共产党在中国会失去执政的合法性，这些罪恶也难免遭清算。有学者认为，正是中共的这些罪恶，铸成中共害怕清算而越发不敢放权。
近年，海内外学者和政治活动人士不时提出“和解”，明确指出对中共过去的罪行既往不咎，为的是中华民族的未来。这些提法，和中共高层内部的这个思路是分不开的。
中国和南非并无相似的历史，只是有着民众、民族的割裂和矛盾，尤其是官民之间的矛盾，少数民族和中央政府的矛盾。南非能走出困境，实现和解、民主，自然是奇迹，中国希望走南非模式应该在情理之中。
但南非模式并不好走，或许中国并不具备南非当时的条件：
a）南非的反种族隔离的斗争得到国际社会的巨大支持。中国近年以各种方式，将利益输送给西方、输送给世界，国际上对中国民主化的支持显然只是皮毛，甚至更大的力量是帮助“维稳”。奥巴马多次讲话指出，美国在规则下，凶猛的竞争。中国长期不讲规则，国际上落个坏名声，同时又为了政治目的，以损害国家、民众的利益手段，换取国际的支持和默许。
b）南非国内反对力量组织化程度高，和平、暴力反抗手段都层出不穷，不少学者认为，南非真正和解的原因是因为暴力反抗日益升高。即便有爆炸等反抗手段，曼德拉仍得到了相对文明的监禁。中国在宗教、学校、社团、媒体等，全方位控制，对异议人士不仅肉体、精神上摧毁，对家人也不放过。在这种严酷的形式下，中共在国内也并没有受到足够的压力让步。
北京著名学者荣剑撰文提到：“正是在以德克勒克为代表的白人力量和以曼德拉为代表的黑人力量，共同认识到历史妥协与和解的重要性，并将这一精神真正贯彻于政治转型之中，才共同主导了南非从一个种族政权向一个宪政国家的和平过渡，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并为后来的“真相与和解”运动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荣剑还指出：“和解是转型正义的目的，这不仅是指受害者及其家属对具体实施威权统治当事人的宽恕和谅解，接受他们的忏悔和道歉，放弃对他们的法律追责，更重要的是，通过个人化的行为，形成全民和解的态势，以此重建国家团结的基础。但是，和解的必要前提是，历史的真相已经得以澄清，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物质和精神损失已经得到补偿，历史责任者的法律追责已经启动，尤其是对那些主要责任者的犯罪指控已经实施。历史重大事件的主要责任者和作恶者，必须受到法律的审判和严惩，否则，社会无法彰显正义，生者无法告慰死者英灵，人民的悲愤情绪无法得到有效释放。只有在公正的法律审判之后，在主要责任者真诚地表达出深切忏悔之后，才可以对他们实行大赦，宽恕他们曾经对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因此，和解是正义的实现、人民的谅解和执政者的忏悔所共同构成的。”
南非和解是因为国际、国内足够的压力，而且“和解”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对中共当政者是否太苛刻了呢？
根据以上的分析，作为中国掌权者习近平，如果真的走出南非的和解、民主之路，显然要比南非当时的领导人更加伟大。希望中共各阶层认识到，中国的国际、国内压力随时会发生变化，到真的需要民众进行暴力反抗的时候，再走南非的道路，以中国的特有历史和现状，未必还能得到民众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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