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宏德:公民参与和围观可以改变中国

作者:金宏德

中国著名网络时评人笑蜀先生曾在一片评论文章中说: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到底是不是如此呢?笔者想先从围观是如何产生的,产生于何时做个简单的介绍。2002年3月15日,湖北襄樊市下辖的老河口市老河18岁少女高莺莺在其工作的宝石宾馆坠楼身亡,当地公安机关判定其为自杀。其父高天虎质疑该判定结果并上访。上访的结果是:2007年4月17日下午3时,湖北省襄樊市襄城区人民法院对高莺莺之父高天虎犯诬告陷害罪一案进行了公开宣判,一审认定高天虎犯“诬告陷害罪”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一些网民才开始了到当地进行关注的实际行为。当然,此时的关注还仅局限于普通关注中国司法不公的网民。到了邓玉娇案,便开始由网名为“超级低俗屠夫”的吴淦先生将此事曝光于网络,而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也参与进去,进行了围观,最终让邓玉娇没有被判死刑,此事不了了之。那么,这些围观事件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呢?

互联网刚进入中国时,中国网络的发展很缓慢,中国使用网络的人相对于中国的人口基数来说,微乎其微。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呈指数性增长,短短10余年,中国互联网使用人数就达到了4亿以上。因此,网络作为第四媒体,也逐渐在彰显着其作用的不可忽视。而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对互联网的使用,也不断在增加。他们利用互联网的快捷、及时等特点,传播着一些传统媒体不刊登发布的信息,让人们将视线部分从传统媒体转移到了互联网,部分地让人们了解一个全面、相对真实的中国。在此期间,四川的持不同政见者黄琦先生及他创办的天网功不可没。为此,黄琦先生付出了5年牢狱之灾的代价。(2008年6月8日黄琦先生再次被捕并判刑3年。)曾几何时,这些信息的发布让中国的贪官污吏们头疼不已。例如,2007年,湖北某地级市市委书记就对当地访民说:“天网是个境外敌对势力网站,你们和他们接触,没好下场”。但是,到了2009年下半年开始,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力量的逐渐强势,这些信息的发布已经对各类侵权事件的良性转变的愿景根本起不到了任何作用,这些信息发布者发布的信息反而成为了中国政府打压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一个很好的证据收集的线索。

如果说高莺莺案是网民们无意识的一次关注,那么邓玉娇案、钱云会案等一系列围观事件,就是在中国政府已经对互联网的曝光越来越不在乎、而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们越来越感觉无力的情况下出现的。这种围观,调动了互联网使用用户对事实真相想要了解清楚的热情,更增加了事件当地政府的压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让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增加了许多。也因此,笑蜀先生才在邓玉娇案件的围观之后满怀信心地写下了: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然而,事实真相果真如此吗?有网友从高莺莺案到钱云会案等一系列案件的围观效果分析指出:凡是背后有大的官方背景的利益驱使的案件,围观均无任何效果;凡是背后无大的官方背景且民愤达到了一定程度、全部不考虑民意仍然站在民众对立面处理就有可能会引发大的群体性事件的案件,围观就有部分效果。也就是说,围观的作用和案件本身有较大关系。并不是像笑蜀先生说的那样: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相反,围观者在被报复。北京著名维权人士王荔蕻女士的被捕,就是为了报复其在福建三网民案件中的围观,尽管她的被报复的大环境是因为茉莉花革命。况且,围观本身得出的结论,被社会认可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呢?比如广西白虎头村许坤案件,有些人就对参与该案件的维权人士持一定的怀疑态度,保持一定的距离;而钱云会案件,尽管没有出现在许坤案件中那样的质疑,但是不管是恐惧还是看热闹,都让围观者的努力显得几乎一点作用都没有。从这些案件的围观效果来看,民间没有任何资源得到让民众认可的结论。相反,民众的被洗脑还会导致人们质疑围观者的目的。因为中国人认定了一句话:无利不起早!更何况,还有相关部门在类似案件中的搅浑水,让信息更混乱,让事实真相更难浮出水面。

笔者认为,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中,绝大部分是希望开启民智,培养民众公民意识,建立公民社会。所以,围观者们并不仅仅是希望揭露事实真相,让正义得到声张,更多的还是希望通过这种围观,让民众认识到违法事件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及改变这种状况,最终实现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公民社会。既然如此,中国的社会变革就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况且,笔者通过对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与民间社会力量的发展的观察得出结论:中国的转型的主体,根本不是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而是中国越来越多的权益被剥夺者。也许,目前我们还看不到这种力量的健康成长,但是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及使用人数的增加,随着有历史文化包袱的人的消失,中国的民间力量将会空前的发展。再者,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今后被打压的程度依然会是呈高压态势,这些人想做些什么的可能已经在逐渐被慢慢消除,能起到的作用也就逐渐在减少。中国的未来希望在民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的这句话如果说以前笔者还未认识到它的含义,那么现在笔者通过几年的观察和走访,已经完全认同了这种结论。

既然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在今后的社会变革中不会起到关键性作用,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就应该将视线转移一下呢?2005年,李敖“大师”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说过几句话:你们应该反诉诸己,反诉诸法律。尽管笔者对这些话不屑,因为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得了便宜还卖乖,可是有些时候,转换一下思路,亦未尝不可。而当下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站在反对立场上进行着思考与探索,一次次让当权者的高压搞得疲惫不堪,站在中国社会的边缘,愈显无力。既然如此,那何不放下紧绷的头脑,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探索呢?

尽管笔者没有更深刻的见解及更好的方法,但是笔者希望能同各位关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人们一起积极思考探索,找出一些适合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方法,以使中国尽早实现民主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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