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百年前的这场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这个革命会很艰巨、很复杂，因为它是一场大的变革。在一个拥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大国里，推翻绵延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哪里会那么容易，那么简单！康有为曾吓唬革命党，如果要革命，就要准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牺牲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颗脑袋。但是辛亥革命很奇怪，武昌起义，革命党人打出第一枪，是1911年10月10日，到南京临时政府，也就是中华民国成立，是1912年1月1日，这个时间是两个多月，就将君主专制制度推翻了。如果从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算起，到革命成功，到中华民国成立，也就是17年光景。所以说辛亥革命的特点之一，胜利很迅速。
另一个特点，代价很小。辛亥革命不仅时间短，而且代价很小。武昌起义因为清军南下，革命党人保卫汉阳，打仗比较厉害，死了一些人。在湖北省之外，有9个省是靠武装起义打下来的，像湖南、陕西、江西、云南等，另有5个省是和平独立。9个武装起义的省，也没有死几个人，湖南省起义一共才打死4个人：巡防营统领黄忠浩、长沙知县沈瀛，一个姓王的营级军官，一个姓申的秘书处长(总文牍)。有的省根本就没有打死一个人。所以说辛亥革命代价很小，并没有造成社会大破坏，并没有出现大量流血牺牲的情况。
为什么辛亥革命胜利得那么快？就在于清朝政府拒绝改革，已经人心丧尽。满洲贵族本来是东北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没有什么合法性，进入中原之后，又残酷实行镇压政策，就更加没有合法性。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丧权辱国，靠对外卖国、妥协来求得苟安，那么它的合法性就几乎是扫地殆尽。再加上它拒绝改革、拒绝对君主专制制度做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更没有任何合法性、合理性可言，这是辛亥革命为什么胜利那么快、为什么很迅速的原因，就是因为清朝政府的顽固、反动。
这里我要讲一个小故事。
1911年12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到中国，到了香港，那时广州已经独立，广东都督是孙中山的亲密助手胡汉民。胡汉民劝孙中山不要到上海去，劝其留在广东练兵。那时清朝政府已经将军政大权交给了袁世凯，胡汉民向孙中山说，对付袁世凯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武力跟他斗争。我们将兵练好之后一起北伐。孙中山就向胡汉民说，你这个主意不行，我一定要到上海去、到中国的中部去，不仅我要去，而且你胡汉民也要跟我去。你们大家都不信任袁世凯，觉得袁世凯这个家伙阴险狡猾，不知道将来会干什么坏事，这是对的，但是我要利用袁世凯，如果将袁世凯利用得比较好的话，那就比用兵强过10倍。袁世凯将来也许会做坏事情，但是当他做坏事情的时候，他的统治基础已经不牢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再推翻他一定很容易。结果，孙中山没有留在广州，而是带着胡汉民到了上海，到了当时和清朝政府斗争的前线。
这之后的事情大家都清楚，袁世凯本来带兵进攻武汉三镇，打下了汉口、汉阳，但是他没有带兵过江，去进一步打下当时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的武昌。然后，袁世凯就派出谈判代表唐绍仪，到上海谈判，双方南北议和。同时袁世凯又吓唬清朝政府的隆裕太后，说我们现在跟革命党议和是生路一条，跟革命党作战是死路一条。如果不跟革命党议和，那么将来也会像法国的那些贵族一样，被送上断头台。
袁世凯首先是吓唬，然后骗她，没有钱作为军费，又吓又骗，最后隆裕太后下了狠心，同意和南方议和。袁世凯为什么那么卖命地要劝隆裕太后议和、接受革命党人的条件呢？因为革命党人使用了一条计策，告诉袁世凯，只要帮助革命党劝皇帝退位，将来中华民国大总统就是袁世凯了。这样，袁世凯当然选择让清朝政府退位了。当时南北两方正在谈优待条件，革命党人说清朝皇帝退位，将来还可以在北京的紫禁城里继续当皇帝，颐和园还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每年还可以拿多少银子，继续过皇室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隆裕太后代替宣统皇帝(当时宣统皇帝只有6岁)，接受了议和条件。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批判革命党、批判孙中山，认为他们软弱，我想告诉大家，革命党人确实最初是准备打到北京，彻底推翻清朝统治，但是革命党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没钱。要北伐，第一要有几十万的军队，有几十万的军队，那么每天得供给军队吃饭，除了开伙之外还要发工资(关饷)，还要许许多多枪，也还需要大量子弹。
上海起义之后，当时南京还在清朝的统治下，当时统治南京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满洲贵族铁良，另外一个是后来的辫子军大帅张勋。这两个人就是不投降、不起义，当时江苏的革命党和浙江的革命党组织了江浙联军，从镇江一直打到南京。这支打南京的队伍的钱是向日本的资本家借的，总算给部队买了枪、买了子弹，做了军装，将南京打了下来。想要从长江一带打到北京去，没有大量军费怎么可能。
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当时在美国，并没有按照我们大家的想象，立刻从美国回来，到前线去指挥战斗。他首先到英国，然后去了法国，去做两件事情，第一是要求英法两国采取中立政策，不要帮助清朝政府。这一点，英国和法国政府同意了。第二，孙中山希望两国的银行、财团借给革命党人钱。这是孙中山的主要任务，希望从西方列强那儿借到北伐所需要的经费。英国的资本家、法国的资本家会借吗？不会借的。因为战争的胜负未定，资本家何等精明，我将钱借给你，没准你将来打了败仗，我这个钱不就打了水漂？法国的资本家代表就告诉孙中山，要我现在借钱给你是不可能的，等你成立了政府，而且这个政府得到国际承认，那个时候我就将钱借给你了。
孙中山在英国、法国转了一圈，空手而归，一分钱也没有借到。他从香港到上海，一走下轮船，大批的记者围上去了，有记者就问孙中山，请问你这次回国带回了多少钱，孙中山回答很诚实，他说：我告诉你们吧，我可是一分钱都没有，革命依靠的是什么？革命依靠的是精神，我带回来的是革命精神。革命精神当然重要，但是没有一分钱也不行啊，所以孙中山回国之后，他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借钱，筹备北伐所必需的经费。还是向西方的财团借。当时政府还没有成立，还没有得到国际的承认，孙中山就想了一个办法，我用企业做抵押，你把钱借给我。孙中山拿出来的第一个抵押品是汉冶萍公司，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煤铁联合企业。孙中山要以“中日合办”的名义向日本资本家借钱，日本资本家想，有利可图，同意借。可是一部分革命党人不干了。章太炎就说，我们革命本来就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利权，革命还没有成功，你就用汉冶萍做抵押品，怎么可以呢？这不是卖国行为吗？孙中山就向章太炎解释，现在南京的周围有十几万部队，这十几万的部队每天要吃饭、每天要发饷，如果开不了伙、发不了军饷的话，军队是会哗变的。孙中山说，我现在就像是一个穷人，面临着两大问题，第一大问题是我肚子里没有东西，饿得很厉害，另外现在是冬天，天气也冷得很厉害，我是又冷又饿。怎么办？说我现在唯一的财产就是身上还有一件可以御寒的棉袄，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这个御寒的棉袄脱下来，进行典当，换来一些钱，先填饱肚子。孙中山这样向章太炎解释，没有用，“中日合办”汉冶萍的计划吹了。后来孙中山又想用当时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招商局做抵押，也不行，这回是中国的资本家不干，因为招商局是我的，你凭什么拿去抵押呢？
最后孙中山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再向日本人借，条件是将满洲租给日本，日本人借1000万。孙中山表示，有了这1000万，就能打到北京，将共和的坚实基础建立起来。日本人早就对满洲不怀好意，几乎要签字了，但是日本的陆军大臣不干，他说满洲本来就是我们1904年日俄战争中的战利品，本来就应该是日本人掌握的，根本就没有必要用钱去租，所以也吹了。
孙中山是在逼得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接受了议和条件，同意了南北议和。他想：还是采取原来的策略，先让袁世凯上台做民国总统。假定他将来要干坏事的话，再推翻他，到那时推翻他会很容易。南京临时政府最穷的时候，国库里有多少钱呢？胡汉民有一个回忆，南京临时政府最困难的时候国库里只有十块大洋。靠这十块大洋怎么去北伐？怎么打到北京？没有这个可能。不仅打不到北京，靠十块大洋，南京临时政府这个国家机构都没有办法运转。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了两个月，政府机构要运转，屁股下面亏了一大笔钱，最后这笔债是谁给还的？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最后是袁世凯还的。袁世凯一当上临时大总统，就向外国借钱，外国资本家看中了袁世凯，就借了。袁世凯从中拿出一部分，作为给南京临时政府还债务使用。
我讲这些是想说明，南京临时政府没有北伐，不是孙中山不想北伐，不是过去我们所讲的所谓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而是因为没有北伐所必需的资金。孙中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向袁世凯妥协，主要就是由于财政困难，孙中山称这个做法叫“先成一圆满之段落”，就是说，先推翻帝制，将民主共和制度建立起来，其他的事情以后再做。历史证明，孙中山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后来袁世凯当了皇帝，但是只当了83天，1917年张勋复辟，只复辟了12天，所以最后的胜利者还是孙中山。
辛亥革命是具有中国特色和20世纪时代特点的革命
通常我们讲辛亥革命，往往和西方对比，认为它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我认为这个看法未必很全面，也未必很准确。辛亥革命和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至少有三点是不同的。
第一，这次革命的目的是要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具有种族斗争的意义。第二，辛亥革命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中国受到列强的侵略，成为半殖民地，国土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这次革命第一个最紧要的任务就是要救亡，而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第三，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反对的敌人，一是专制制度，一是封建贵族，但是当西方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很快就发现背后站着一个新的敌人，这就是早期的工人运动。由于资本主义早期的剥削很残酷，所以工人运动产生了、罢工产生了、共产主义的理论提出来了。辛亥革命发生时，西方已经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已经成立，工人运动已经兴起，因此中国的革命党，特别是孙中山指出，不应该再走西方的道路，要防止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阶级对立、贫富悬殊的毛病。
有一件事我们过去不清楚，这些年我们发现了新的资料。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之前，曾经到比利时去了一趟。孙中山去访问当时的第二国际领导人。双方见面后，孙中山表示：第一，我要参加第二国际，第二，孙中山成立的党，要成为第二国际的成员。而且，孙中山表示，我们中国的革命要学习西方革命的优点，克服西方革命所产生的种种弊病。孙中山特别讲到，要让中国的工人阶级避免受剥削的痛苦。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我们过去也不太知道。1915年中华民国已经成立了，孙中山给第二国际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用英文写的，现在还保存在第二国际的档案里。他要求第二国际赶快派专家到中国来，“帮助我将中国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大家不要忘记，孙中山这封信是写在1915年，那个时候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没有发生呢。
孙中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态度，有8个字：“取那善果、避那恶果”。将好的果实拿过来，恶果要避开，这是孙中山在1905、1906年提出的重要思想。由于当时西方世界的贫富悬殊现象已经很突出了，所以孙中山讲的“避那恶果”，主要就是不要将西方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拿过来。后来孙中山曾经讲过，世界上有两种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力量，一是社会主义，一是资本主义。孙中山说，我要让推动世界发展的这两种进化的力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为用”。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要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要学资本主义。孙中山还讲，我要用外国的资本主义来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孙中山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不愿意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特别是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但是他同时又主张学习资本主义的优点。
在中国，最早提出开放政策的是孙中山，孙中山主张引进外资，引进外国的资本、引进外国的技术、引进外国的人才、引进外国的管理方法。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最早提出开放政策的一位先进的思想家。
孙中山还有一个思想，我们过去可能也不太注意。孙中山反对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孙中山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要“师其意”，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用其法”。孙中山说，马克思主义只有在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才适用，列宁在俄国搞十月革命，开始搞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搞了两年搞不下去了，所以列宁就搞了一个“新经济政策”。所谓“新经济政策”，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孙中山讲，俄国社会发展程度要比中国高很多，如果俄国这样的社会发展程度都没有资格实行马克思的办法，我们中国怎么有资格呢？于是孙中山提出来，对马克思主义，要“师其意而不用其法”。孙中山很明确地说，在中国应该用什么呢？在中国要用我的民生主义。孙中山还有一句话，他说：我的民生主义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我们过去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创造性发展，是根据俄国的国情，在俄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来解决俄国问题的一个创造。如果我们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能够给予比较高的评价的话，我们怎么样来评价孙中山讲的，说“我的民生主义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呢？至少我们可以看出来，孙中山在从事中国革命的时候，是力图基于中国的特点，同时又希望它的改革方案能够适合于中国的国情，所以我说他是既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又不主张全盘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来说，我说辛亥革命是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又具有20世纪时代色彩的一次革命。
孙中山希望走一条和西方不一样的新道路，当然这条路孙中山没有走完，他过早地去世了。
（周筱赟整理，经杨天石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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