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之初：社会转型与民主设计无关──中东突变的启示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南部地区西迪布吉德一名在街头售卖水果的青年，因抗议执法人员的粗暴对待自焚身亡。这一在中国屡见不鲜的夺命惨剧，却点燃了突尼斯人憋屈已久的愤怒，当地居民与国民卫队发生猛烈冲突，此后官民对立迅速扩展到全国，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首都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示威者要求总统立即下台。一些示威者包围内政部大楼，与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
14日晚，总统本•阿里离开突尼斯前往沙特，突尼斯事件以逼走在任总统划上了句号。随即，民主化浪潮以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弥漫至整个中东地区。埃及为这一波由突尼斯蔓延而来的民主潮登陆的第一站。2011年1月25日埃及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于28日午后达到高潮。埃及全国28个省中至少有11个省出现街头抗议。在开罗、亚历山大和苏伊士几座大城市，示威者与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除了防暴警察，埃及当局出动了坦克和装甲车，试图高调弹压，但军方和抗议者并没有发生冲突，武力镇压失效。与突尼斯相似，埃及民众以“穆巴拉克下台”为基本诉求。穆巴拉克虽一再让步，其恋栈最高权力的愿望也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2月11日，穆巴拉克辞去埃及总统职务，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接管了国家事务。

从本•阿里离开突尼斯到穆巴拉克下台，民主潮以其澎湃的力道横扫着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中现存的独裁领地。尽管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决意仿效中国当局对“六四”镇压模式，坚持走暴力路线，也只能是目下残喘一日两日，但其倒行逆施已引来人神共怒，众叛亲离，全球一片讨伐声。卡扎菲在位已是屈指可数，等来的将是悲情的下场。

此番民主化被清扫的是别人家的门前雪，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同饮祝福酒，因为将独裁撒旦逐出地球乃全人类的事业，天下共此心。放眼萧瑟神州，欣喜与羡慕之余，难免惆怅袭来。只是，静思之下若能有所得，也没白白地辜负了这十年一遇的羡慕与感怀。

翻开20世纪下半页以来社会转型的脚本，但见世界民主化浪潮竞按海洋规则，一波接一波、一浪盖一浪的涌来，让独裁之舟躲得过今朝、避不过明日。我们将上世纪下半页从南韩、菲律宾到印尼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掀起的民主化运动视之为“西太平洋浪潮”，将上世纪90年代从东德、前苏联到罗马尼亚在东南欧地区发生的共产极权大瓦解的世纪奇观视为“东大西洋浪潮”，将目前从突尼斯到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也门等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正在演绎的导致极权政权垮台或危机重重的平民抗议序列视为“东、南地中海浪潮”。

纵观此三大浪潮，细心人能够判明，社会的民主化转型并非某个理论家或某种先进理论精心设计的结果，而是随势而发的自然过程。没有上世纪80年代南韩和菲律宾的成功，很难想象会有1998年印尼民主化的高潮。没有东德柏林墙的倒塌和前苏联的解体，也很难想象会有后来罗马尼亚齐奥塞思库独裁集团的垮台。同样，没有突尼斯的成功又怎能期待埃及平民在突尼斯事件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便成功逼退统治埃及近30年的政治强人穆巴拉克？如果一定要将印尼的民主化归功于已经实施多年并经历多次反复的文化复兴运动，将齐奥塞思库集团的垮台归结为公民社会在罗马尼亚已经得到充分发育、中产阶级已经形成并已然壮大，将穆巴拉克的辞职解读为埃及的政党政治已经成熟、反对党已具备与执政党相抗衡的力量岂不是太过荒谬？

那么，总有某些原因导致了这些社会民主化转型的发生，并且导致了这种转型如此地具有完全不可逆的性质。这便是本文试图探究的谜底。

首先，这三波浪潮发生在当代而非远古时期。这显然与人类自身已经取得的物质和文化的高度发展有关。当今世界的巨大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导致文化的多元化渗透所有疆域，试图将一国之民的头脑禁锢在一个既定模板上的努力只能以失败告终。信息的封闭与垄断其负面效应益加明显：信仰危机、信任危机、逆反行为成为社会常形；而当政者所封杀的人权和普世价值观念却藉其强大的亲和力得到加倍传扬。不夸张的说，是当政者的封杀促成了人权和普世价值观念的普及。因此，如果在此三大浪潮中人权和普世价值观念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之话，那么第一推手乃当政者施行信息封闭与垄断带来的负效益。对于不仁的当政者而言，此疑难是无解的。因为不封杀它便垮台，封杀便招来逆反。只有仁者如蒋公经国者，此疑难才是可解的。

其次，这三波浪潮所席卷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极权国家，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哪怕被“误伤”了一下。其理由和文化复兴运动、公民社会得到充分发育、中产阶级已经壮大、政党政治已经成熟、反对党已具备与执政党相抗衡的力量等等要素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恰好在这些国家所列的这些因素是一直受到抑制而极端式微的。那么在民主要素如此式微的国度怎么就发生了惊天动地的社会转型呢？答案还得从当政者身上找。极权的特征是垄断社会权力，它本质上容不得挑战或质疑。因之，公共权力自行解除监督的紧箍咒。所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此得到充分地演绎。腐败与暴政自动演变成权力运行的设定模式，它对社会的杀伐有三大刀伤：一是制造并不断加剧贫富差距，导致社会公正失衡，道德失范，不信任的空气弥漫于全社会；二是制造大量弱势人群并不断让他们陷于失望之中，导致人道灾难丛生；三是广泛剥夺民众的社会参与权甚至基本人权，导致民怨沸腾。在布满干材烈火的国土上任谁也拦阻不住灾变的宿命。这个疑难有解吗？无解。

其三，这三波浪潮刚好具有区域性特征。这显然是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的影响使然。同样，这跟民主要素的强弱关系不大。是榜样的作用，或者是心理暗示的力量在作用。

其四，这三波浪潮的起因或是偶发事件，或是不起眼的小事件，或是虽有目的但起初对其期待十分有限的事件。如东德柏林墙的倒塌起因于1989年第一批翻越柏林墙寻找自由的人，而突尼斯事件则起因于2010年岁末一个社会底层人员对社会的绝望。

综上所述，当代世界发生的社会转型事件实在与精英们对该社会的民主设计无关，它的发生乃极权制度本身与现代社会相抵牾的必然后果。因此，不管其间民主要素是否已经成熟或壮大，即便还弱小得几近零，只要极权制度已驶入腐败与暴政的单行道，它便欲罢不能，欲慢不能，覆车成为大概率事件，社会转型随时可能发生。越是长期经营的极权，其社会的权力结构就越具有倒金字塔形态，权力的份量源源不断向高处聚拢，使得不稳平衡的重心益加偏离地平线，即便经受极其微小的振动也会迅速失去位置。这不正是突尼斯事件给我们的启示吗？

为了撑住这倒置的金字塔，御用文人们满世界里翻经搜典，力图用“专业”的和“权威”的说教告诉百姓，民主尚不可行。这便有了形形色色的“民主条件论”。可惜呀，上世纪90年代的东欧人民不听信这种说教，硬是掀翻了共产极权，而且永久拒绝共产复辟。现如今，好像现代文明不是太成就的北非之突尼斯人、埃及人与利比亚人，也全然不信这个邪。他们的诉求简单得惊人：独裁者下台。那么独裁者下台后民主条件不具备怎么办？这显然不是我们局外人能指手和画脚的。担忧旧独裁下台有可能导致新独裁上台的诸多“专家分析”实乃操错了心。或者一个平常的突尼斯人、埃及人或利比亚人就可以告知这些专家，独裁者不下台民主条件将永不具备。诚然，穆巴拉克终将会死，卡扎菲也会死，但死后不是还有他们的儿子等着接班呢吗（看看北朝鲜便知）？要等待民主条件的成熟，然后社会转型自动地进行，这样的等待不一定有结果（南非和台湾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是仅有的例外，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独裁是民主的对立面，正是它钳制和阻挠民主条件的发育。独裁者下台实为民主条件得到充分发育的先决条件，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逻辑命题，也是上述三波浪潮以及随后在相关国家发生的社会演变的史实告诉我们的。将国家社稷的文明进步寄希望于飘渺的“政治体制改革”，或维系于统治者的所谓“开明”或“觉悟”是极端愚蠢的和不靠谱的。

那么，中国大陆将于何时因何因而发生社会转型？时间是“难说”＋“随时”，事件是“偶发”＋“不可预测”。一般而言，那将是一个连当事人都料想不到的小事件触发了巨大的多米诺骨牌。这个小人物后来便糊里糊涂地当上了民族英雄，而原本的大人物们则稀里哗啦地从高位坠落，沦为失意者。然后是“屁民”升格，堂堂正正地行使其公民权力，堂堂正正地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与基本人权。

既然中国大陆的民主转型将触发于并借力于偶发事件，那么众多的活跃分子能有何作为？只要是为着人权、自由、民主去操劳，怎样做，做大做小都是作为，他们的努力绝不会白费。只不过，千万别太高估了自己和自己喜爱的那一套理论的价值。因为促成事变的关键推手绝非你与我，而是深陷于腐败和暴政泥潭的当权者们。更多的人选择的可能是耐心与等待。只不过，当事变来临时作为对国家和民族有责任的你和我，还应继续选择沉默吗？我们人人当责无旁贷地鲜明自己的立场。当一个人选择了与千千万万个同胞站在一起，他即便是个“五毛”也能赢得尊严，即便为军警之一员也会分得一份风光！让我们万众且屏住呼吸，睁大眼睛等待那一刻的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