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维平 2011/6/1
中国最大的被沉没的声音，当属平反“六四”的希望和呼吁，不论是国内的天安门母亲，还是流亡海外的学生领袖，积二十二年之热泪，并未融化专制政权的冰山，以致社会的积怨旧的没去，新的又凝，切莫一次次地简单重复昨日的呐喊，使它稀释在山谷的裂缝里，应当依据中国的土壤，找到点燃体制内的干柴烈火，既化解社会矛盾，又减少阻力，实现冬去春来的双赢，因此，我认为，平反“六四”，是习近平的历史重任，也是李克强的使命，我们不要失去信心。
如果说，胡温刚上任时提出的和谐社会目标，原本就是一个骗局，那麽，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们履新后的一些新的气象，比如，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农业税的减免，跳金水桥的上访者曾受到慰问，租赁房的大面积推广，等等，可能的情况是，出身于社会底层的胡温，真诚地想用社会和谐的观点，取代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论，但他们启动的政改，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顽强抵抗，主要是现有的官僚体制，已经彻底地烂透了，没有了效率和活力，很快他们的美好愿望就化为泡影，不得不举起了毛泽东的画像，不得不把孔子雕像搬走，而留了一个尾巴：孙中山画像覆现，他的可取之处仅仅是“三民主义”，所以，“暴力革命”，“唱红打黑”和“高压维稳”的噪音，又扰乱了天安门的氛围。
实际上，谁都看清了中南海领导层的左右为难：一方面想把权力永不动摇地掌控在共产党手中，维护既得集团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想缩小两极分化，化解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争取民心，或者再具体点说，一方面想使各级官员自己及其家人多捞点，享受富贵荣华，另一方面又想占领信誉的高地，让愚民们敬仰，总之，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他们都懂，但不想做，因此，在我看来，第五代领导核心如果是“习李配”，就先天够足：至少眼下看，他们没有贪腐的问题，成了体制内的异类和极品。假如他们再敢于和善于启动政改，打开“六四”死结的锁钥，就一解百解，柳暗花明。
毫无疑问，以往中共官员由于制度的羁绊，留下的错误和罪行太多，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在冰山上积压了累累的尸骨，像胡耀邦那样拨乱反正的大手笔，对资历不足的习李，都过于沉重而望尘莫及，他们所基于的事实是：不论有多好的策划和构想，不论有多完美的法律条文，必得通过各级官员去落实，而他们没有制约和监督，可以阳奉阴违，自行其事，所以，上面的声音如果与其心跳一致会顺其自然，反之则变着法子抵制，因此，与其像胡温那样泛泛地谈政改而折戟沉沙，不如抓住“六四”锁钥，举一反三。
历史提供了这样的机遇：习近平虽是太子党却与薄熙来不同，习的父亲是党内改革派，又是小说《刘志丹》文字狱的受害者，而文革运动恰恰是从文字狱开始的，有其父必有其子，习近平从担任耿飚的秘书时起，到身负福建省长的要职，几乎没有怨怨相报的传闻，尤其是他主动化解与旧僚卢展工的矛盾一事，则表明他向来主张“和为贵”，这就为其平反“六四”，留下了思想性格的基础；而李克强呢，他在河南和辽宁的经历已经说明了，他是“言者无罪”的倡导者，高耀洁的自传是最有力的佐证，而且，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他们本人与“六四”事件没有任何关系。总之，习近平1979年就成为现役军人，比胡锦涛多了军方背景，李克强1982年毕业于北大法律系，与温家宝比较，少了家人涉及经商的指责，故他们都胜胡温一筹。
显然，我们无法想象习近平和李克强，会否定党的领导，一步到位地搞西方式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会像胡温等前任那样，缺少排山倒海的勇气，但是，平反“六四”事件则不同，它指向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可以巧妙地绕开制度性问题，从海内外人们最聚焦的热点开始瞭望和耕耘，并着手予以抚恤，首先，查清和公布事实真相，原则性地找到事件的前因后果，然后，再对死难者家属给以巨额赔偿和恢复名誉，让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进入人大和政协参政，至于最敏感的追究责任和惩治凶手之举，必得谨慎从事，因为中国二十二年未能平反“六四”，其阻力就在于对邓小平及其追随者的评价和处置问题，他的大批党羽会奋力抵抗，与其无休止地博弈下去，遗误时机，不如明确宣布赦免他们的罪行，但前提是其必须向人民认罪，实际上，既便追究其责任，已难度太大，读罢《李鹏日记》，我已看出端倪，活人可以把罪行推到死人身上，是中共官僚的惯伎。“六四”的屠夫一定是这样。
在我看来，自上而下地由习近平主导平反“六四”事件，中共不会倒台，这一前提就凝聚了体制内外的力量，体制内的官员从历史血的教训中，找到“疏导”而不是“封堵”民意的执政经验，并不一定失去既得利益，但必得走向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法化，以便互相监督，减少腐败；而体制外的人们，可以就“六四”的得与失分析，看到保持社会稳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维护现有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循序渐进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找到下一步走向政党轮替的入口。习近平和李克强正好站在了历史的交叉点上，既总结了过去，也承接了未来。
无疑地，由目前整个形势的向左转可以得出结论，期待胡温还“六四”死难者及其家属一个公道，已不切实际，离中共十八大还有不到两年时间，第四代中南海领导人只能守株待兔，能否守住旧业都成问题，但假如平稳过渡到“习李配”体制，我还是抱着谨慎乐观的态度，因为近期发生的江西抚州爆炸案，成都工交集团爆炸案，内蒙古时局动荡等，已秉告世人，中共不政改，只靠高压，已无济于事，这就催生了他们思想的裂变，而历史人物总会在突发事件的裂缝里涌现，或许不是习李，但是他们的可能性较大。俗话讲，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动全身又想不倒，对中共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平反“六四”事件。
我们可以乐观地想象这样一幅情景：人们的参政议政的热情，如同雪山春融一样倾泻而下，龟裂的土地彻底消失了躁动的饥渴，人民有了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谁还会把眼睛紧盯着金钱，而行尸走肉，社会良知的唤醒和官员的民选，则必将远离谎言，于是，既使是体制内的贪官也会惧怕来生的炼狱，而主动捐出钱财，各种有益于社会的基金会配合公平的税收政策，将会抹平贫富的鸿沟，使中国成为民主共和，稳定发展的世界强国。
所以，习近平，李克强想做什麽，能做什麽，不仅在于他们的个人品质，而在于当时的形势，和时代的使命，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如果他们躲避，将被历史遗弃，而有新人辈出替代，如果他们顺应民意，仿照蒋经国那样，即公布“二二八起义”的真相，又解除党禁和报禁，那麽，不仅习仲勋九泉之下，深感宽慰，而且，在中国民主转型的关键时期，也作为推手，青史留名。
2011年5月30日，为纪念“六四”二十二周年而作于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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