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安娜
衡量中国贫富不均的基尼系数已达零点四六。按照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判断，基尼系数零点三以下是稳定线，零点四是警戒线，零点五则是危机线。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远远超过警戒线，迫近危机线了。而因学致贫和因病致贫，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最新一期的香港争鸣月刊刊出申渊的文章：因病致贫 药贵等死──权贵医疗体制的恶果。
文章说，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评估，在全世界一百九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财政支出中，医疗卫生支出的比重，中国排名第一百八十八位，倒数第三名。平民百姓有病看不起，有药买不起。城镇裡有百分之三十二点一四的病人因经济原因不敢上医院，百分之六十三点一三应住院的患者不敢住院。近十年来，中国人的患病率提高了百分之七点三，而医院的就诊率反而下降了百分之十八点八。
作者称中国为"吊瓶王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二OO四年全世界共有一百六十亿次注射，其中中国有五十亿次。在近日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联组会议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说，二OO九年医疗输液一百零四亿瓶，平均十三亿人口每人每年挂八个吊瓶，远远超过国际上每人每年二点九──三点三瓶的水平。
一八三一年，英国医生汤马斯发明了静脉注射技术，是为了挽救一位濒死的霍乱病人。直到今天，在国际上，输液是医生最后的「给药方式」，通常只有急救、重病和不能进食的患者才打吊瓶。不论在欧美、日本、澳洲或港澳台，不到万不得已，医院和医生不轻易给病人挂吊瓶。
可是在中国却大不一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分诊台前，一幅一人多高的海报上印著「输液治疗不等于好得快」几个大字。可惜这种海报没有起到宣传作用，挂吊瓶的病人已塞满病床。这家医院当值主任医生说：「不管是上班的，上学的，伤风感冒或是拉肚子，一进门就要求打点滴。打点滴在中国成为灵丹妙药，包治百病。」当然医生更乐意打点滴，既方便又有高额利润。
事实上，任何病患都有自己的发展周期和治疗规律。在消化吸收方面，口服药和输液的效果相当。在疗效相当的情况下，口服药的价格比输液治疗要便宜得多。如一盒左氟沙星药片价格十二元，可以吃三天；而静脉注射一天超过一百元，三天就要四百元，相当于口服药三十倍。
病人扎堆儿在医院打点滴，是中国不正常的医患关系的一个缩影，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吊瓶王国」。二○○九年中国医疗卫生费支出二千四百九十九亿人民币，佔当年国家总支出三万四千亿的百分之七点三五。一百零四亿吊瓶每瓶以一百元计，总价一万零四百亿，大大超出医卫费的四倍。
实际上，享受医保的中国居民需自行支付医疗费百分之三十──五十。所以仅吊瓶费一项，即使中国的医卫费全部用来支付吊瓶费也只能支付四分之一，其馀七千九百零一亿要由居民自行负担，平均摊派到十三亿人头上，每人每年负担六百零八元。
从美国回来探亲的方舟子先生说，看到国内医院扎堆儿打点滴，到处是一片「吊瓶森林」，著实吓了一大跳。方先生走遍世界，从来没有见识过这种场面。他认为：「打点滴在国内泛滥成灾，应该有文化的因素。患者去医院看病，就想要尽可能接受先进、彻底的治疗，而缺知少识的人误认为打点滴要比吃药更先进、更彻底。」
文章说，国务院研究院社会政策司司长朱幼棣最近出版一本反思中国医改的书《大国医改》。他说：「在中国（公立医院），有无须回报的政府投资，有固定资产、运营费用和一定的人员工资补贴等优惠政策，有国有银行的大量贷款可用于发展。同时，还有种种检查收费、卖药暴利，可充分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怪不得有人称卫生部长是中国医院的『总院长』，或中国『公立医院集团』的董事长兼经理。」
他又说：「中国五百多万医务人员中，少说也有几十万人能从处方中拿到好处，一年每人从数千元到数万、十数万、几十万不等。」以药养医的局面不改，医疗卫生资源主体──各级公立医院的体制和机制仍不脱计划经济轨迹，为行政寻租、集中垄权和扩张行政权力铺道。
中国医疗机制由社区（村镇）卫生服务中心、二级和三级医疗机构组成。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率在沿海与内地、城乡与行业之间，存在巨大差别。至二○一二年，京沪穗可达百分之九十左右，在内地及农村则在百分之六十以下。
医疗服务等级森严。根据在职或退离休、行政级别、城乡居民的不同情况，分别可报销百分之三十──五十，离休干部和权贵阶层百分之一百。他们极少数人在三级医院裡还享有「高干病房」、「特供（需）病房」、「外宾病房」的全免费特殊服务。如北京的三○一医院，上海的瑞金医院、华山医院，省部级以上高干甚至连染髮植髮、拉皮除皱去眼袋等美容手术都可报销，因此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也完全权贵资本主义化了。三级医院在设备、专家、服务、护理等方面存在巨大等级差别，高干、特供、外宾病房普通人连张望一下都要被赶走。
对于平民百姓，则是「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无钱莫进来」，或者是「小毛病花大钱，住院赛过无底洞」。二O一一年全国各区县人均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仅二十五元，还是争取目标。全国最发达城市上海市在二O一一年也只有争取达到人均五十元。挂号贵，检查贵，住院贵，配药贵，吊瓶贵，由此可见二千四百九十九亿医疗卫生费的大致去向，留给平民百姓还能有多少呢？
作者指出，在大陆各级医院，有些医生为了争业绩、拿回扣，便拿病人「开涮」。病人发烧，还没验血，量过体温，医生便让病人直接去打「三素」，即抗生素、激素、维生素混合在一起的静脉注射药液。退烧快，但药物过敏反应等的潜在危险却更大。
药店和医院的药品售价是药厂批发价的五──十倍。糖尿病常用药盐酸二甲双胍片，医院卖四十七元一瓶，附近药店仅售九元。医疗行业在药品流通和销售环节中处于垄断地位。在中国，百分之八十的药品必须由医院消化。改革开放后，国家拨款只佔医院开支百分之十五左右，其馀靠医院自筹，因此产生「以医养医」和「以药养医」的怪现象。
中国共有製药厂六千多家，小企业佔百分之七十，企业规模小，低水平重复生产，生产安乃近有三百多家；生产诺氟沙星达八百多家。中国全部药厂一年销售额仅相当于美国或德国一家大厂。
近年来医药行业总产值每年以百分之二十五速度快速增长，至二○一一年总产值可达三千九百五十亿人民币。除少量外销，将在国内市场销售，其中大部分暴利由缺医少药的贫苦百姓承受。医药行业是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之一。
商医勾结的药品推销手段令人髮指。业内人士总结了医院药品回扣的猫腻：打通医院药剂师，通过他向临床医生推荐，一年好处费不下六位数；
拉拢使用药品的医生，招待他们和家属在国内外名胜古迹召开研讨会，实际上游山玩水发红包；
买通主管领导，有位医院院长仅在採购一台进口「核磁共震仪」中就收到八千美元的「技术谘询费」；
贿赂採购、统计和财会人员，为进货、统方（统计处方）和结账收款铺平道路；
让处方医生多开好药贵药，给予百分之十──二十的好处费，一个医生每月开药十多万，回扣可达几万。
然而中国医药卫生行业的集中程度偏低，行业管理不便，政策法规不易到位，从而构成了极大的暴利空间。
在北京三O一医院住进一位三八式抗日老战士，动手术前，好心人提醒他给主刀医生送红包。可是他没有钱，进了手术室他衝著主刀医生叫道：「我没钱送红包，你把我宰了吧！」医生没有宰了他，贫困杀了他。手术后要打二千元一针的进口针，因买不起只好改用二百元的国产针，达不到疗效，慢慢地死去。
在这家医院另有一位团级干部，久病住院，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上级迟迟不予报销。他想反正早晚是个死，盛怒之下，开枪把主管他的将军打死了。
这便是权贵医疗体制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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