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2011年3月在达兰萨拉
苏晓康，著名报告文学家，电视政论片《河殇》的总撰稿人，1989年六四命运后被中国政府通缉，流亡国外，现旅居美国。
二十多年来纪念六四都延续着悲伤的、正义未得伸张的含义，除此之外，它对中国政治进程的作用微乎其微，在“阿拉伯之春”震惊世界的映照之下，这一点就更强烈，由此人们怀疑六四的意义，也就不奇怪了。但是人们也忽略了另一个向度：六四被泯灭的、不甘的遗愿，在冥冥中搜寻她的“遗嘱执行人”。
新三座大山
对此，我们回顾天安门学潮的初衷就很清楚了。当时学生们以悼念胡耀邦而聚众于纪念碑下，诉求直指执政党的贪污腐败，那么二十年下来，中共的体制性腐败，今天已经到了骇人听闻、无可救药的地步，不是证明了当年学潮的诉求极为准确吗？显然，邓小平拒绝了这次和平抗议，使得当初颇轻微的贪腐，伴随“高增长”而疯狂发展，以至于中国今日居然有了新三座大山：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或曰：苦了十亿老百姓，富了一群白眼狼。
“经济奇迹”变成官府无人不贪、裸官卷款外逃的奇迹，“快速增长”的另一个含义是贫富差距的急剧增长，“大国崛起”居然是维稳费超过国防经费，这么一个对内严酷压制的政权，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对国际社会是祸是福，一目了然。但是，中国人已经不关心这些，六四以后他们皆政治冷淡，先是大练气功，北京旧皇城之内的那座景山公园里，香功、中功、鹤翔庄等各流派麇集；如今又变成唱“红歌”的时髦场所，动辄千人合唱“洪湖水、浪打浪”，那是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之际非常流行的电影插曲，此氛围的历史含义不是昭然若揭吗？
“红歌”来自大西南，对首都北京乃是一种政治进口。薄熙来输掉了第四代接班人竞争之后，负气到重庆大闹动静，“唱红打黑”，杀掉恶贯满盈的司法局长文强，据说“广大劳动人民无不拍手称快，这不仅有力地打击了带血资本的嚣张气焰，也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争意志”——对汹汹民情的描述虽然使用了文革话语，不也多少反映了政局和人心向背吗？薄熙来野心勃勃，用“招魂术”令中国毛派崛起于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之间，轻易摘下“救世主”之冠，是谁成就了他呢？是腐败，和治理腐败无能的胡温体制。
文革“卷土重来”意味着什么？
“重庆模式”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唯独中南海沉默。十年动乱结束三十多年之后，其鼓动方式、文化样式居然可以死灰复燃，乃是一种比文革更野蛮的统治模式失败的结果。崇尚自由主义的人们对此非常厌恶，直叹“复辟倒退”，却也无可若何。社会不公、民众哭号，政治就会去搜寻中国土壤里储存的原始资源，但在经济单一暴富、社会其他元素都停留于“前现代”的当今中国，对民众具有号召魔力的，恐怕还是当初“共产革命”的基要派（Fundamentalism）意识形态，只要你唤醒了它，它就会自觉充当六四的遗嘱执行人。邓小平的改革不敢“砍旗”“非毛化”，当初没有清理这土壤，到头来革命幽灵找上门来跟他算账。
这并不是说，中国只剩下复辟文革一途，而是说政治博弈恐难避开毛派的复辟了。《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有说伪造的）曾预言：“那时候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枭雄还真是料事如神。这样厮杀一番之后，我们大概才稍微看到中国未来的一点眉目。八九学运首倡的反贪污被淹没在血泊里，它末了竟要借文革遗产来执行，当然是一种悲哀，但独裁体制浸淫于权力控制和争夺，又令其不自觉地要当六四的遗嘱执行人，中国就不会一条道走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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