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空降兵、茉莉花 /老乐

（一）政治改革时机已经错过

    中共搞政治改革，以前可以（比如价格双轨制之前），现在却很难，因为它已经错过了政治改革的时机。

    当年搞政治改革，中共背的只是政治包袱，要掉头走另一条路只须在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下功夫就行了。简单地说，把马列那一脉挥刀切断就可以了。意识形态这个东西象染坊，人像白布，是跟着膏子走的，膏子黑他就黑，膏子红他就红。中国民国时期、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对比以及南韩和北韩的对比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即或在镰刀锤子成为图腾从而象征权力和利益的年代，其权/利的比值也是权力大于利益。这个事实是由那个年代的经济底子决定的，利益再大也大不到哪里去。六十年代，你调一个上海的中学语文老师去兰考县当县长，他肯定是跟家人抱头痛哭之后才去上任，并且绝对不带家属，只上一个条子人。

    现在，中共与从前不一样了，在政治之外它背上了经济包袱。意思是说，有一定级别的当权者几乎都成了巨富，特别是中央高级干部的亲属子女们，动辄财产上亿。那个地位、那个尊严就是“天上人间”。在这个基础上，要中共走政治改革之路，完全不可能。政治改革一步步走向成功，这样的亿万身家也就一步步走向一无所有。    政治改革的先决条件是改革的人只是一个纯碎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因占了政治先机而炼就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戈尔巴乔夫他敢搞改革是因为他干的只是政治，无钱一身轻。所以，中国人对政治改革就算是望断秋水也千万别再炒戈尔巴乔夫。原因很简单：不同类者不同语。

（二）政治改革带来家族风险

    前些日子，温家宝甫言政治改革（姑且不论真假），马上就有人冒充胡耀邦家人对他的人格品性进行诋毁，我仔细分析过那篇文章的内容和所涉事例，不是高层利益圈子的人炮制不出来。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政治改革要威胁到他们的利益，他们必须要抢先把提倡政治改革的人搞臭，拆其舆论基础，淡其人气，从而让他下不得手。这件事情后来还是由胡家人亲自出面澄清，方才给温家宝洗白。我就联想起当年邓小平了结文革政治，先后五次遭遇毛左余孽谋杀。邓是何等强人，照样有人对他比枪眼子。那些刺客可不是右派，都是毛粉丝，就像“乌有之乡”里的死心眼们那样，怀里揣着毛泽东思想利器，心头默念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随时准备做人肉炸弹。这些依旧把镰刀锤子视作图腾的人其实也被江、胡及其局内人嘲笑，只是他们不敢笑出声，必须揣起明白当糊涂，继续玩弄虚伪的技巧和手段。

    中国的政治改革，只要不搞，一搞就是溅火星子的事情。财产、利益这个东西，没有的人他无所谓，比如一个捡破烂的老头儿，天天平静，所追所求的最高境界是吃了二手食物不要拉稀。同样的这个人，他如果突然拥有了亿万身家，感觉就不一样了，他对拥有的一切会很在乎。别说亿万身家，“解放前”的上海中小资本家仅是几台机器、十到几十个工人，做点洋钉、洋火、洋碱、洋皂、洋布的都是如此，毛泽东收他们资产时，他们都一个劲地找死。陈毅每天走进办公室第一句话是：“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队？”这些空降部队就是资本家，他们选择跳楼就是因为心头落差大，精神崩溃了。换了拉黄包车的，你缴了他的生产工具他不会去当空降兵。而政治改革的终极结果大家都能估个八九不离十，火候一到，高层圈子里头的亿万身家们或先或后都要去当“空降兵”，因为在心理落差上，这是一个“天上人间”和地狱的差别，精神崩溃在所难免。那个时候我们会看见我们熟悉的权贵家族一个接一个地走向毁灭。

    政治体制改革，救的是国家和普罗大众，毁的是权贵，而国家恰恰又在权贵手里，他想想都要冒冷汗，与其当“空降部队”不如背水一战作拼死搏。去年，我想做生意，驾起车到处看铺子，有一次在城北的Preston餐馆吃越南米粉，邻桌是一对中国男女留学生，就听到那女生用清嫩嗲粘的嗓音毫无遮拦地炫耀他那部队退休的爷爷如何了得，别人对他爷爷如何的恭维。言语间充满优越感。整个饭局没听见男生说一句话，全是女生喋喋不休。这精彩微妙之处也正说明权钱优势导致的话语权也能明白无误地转移到孙子这一辈。在这样的情形下，你要通过政治改革去端这一批人的甑子简直比登天还难。政治改革，偶尔从牙缝里溜出几句在空气里荡一荡无所谓，而一旦进入实际操作则风险极高，若硬有人搞，他很难活着走出中南海，行者的风险来自高层和高层派生的明枪暗箭。

    中央里头有没有人敢提头搞政改？我看没有。我早前抨击《零八宪章》时就说过，要政改，必须先搞宫廷政变。我这是把一切动听的道理都踹开，把理论的本本都合上，面对现实，才说出这些实在话，想要政改，若不牢牢控制中央警卫团、国安、武警、军队高层、并抢先下手制服一些关键人物，就莫想走政治改革之路。现在这个党，开个会，举个手，是断无可能办这类大事的，理想要由实力和狠心来支撑，出招必须江湖手段。

（三）党的组织路线造就政治抱负零空间

    一说到中国的政治改革，我们常常寄期望于高层人士来一点政治抱负，可是，这个期望也是注定要落空的。由党的组织路线一级一级的筛选，上去的人已没有清政廉洁之辈。我以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贪官那么多？司法不独立和缺乏监督其实只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党的组织路线保障了一个贪腐党的沆瀣一气。比如，有一位口碑甚佳的清正廉洁、能力也强的官员，当上一级有了空位时，老百姓都以为他要上，但组织部下文调去的却是另一位官员，而这位官员是大家公认的贪官并且没有能力。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是一回两回，也不是一地两地，而是全中国长期的普遍现象。百思不得其解啊。后来，中国黑社会盛行，看了黑社会的规矩突然之间恍然大悟，明白了、明白了！原来，黑社会发展组织时，考验一个成员的可靠度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杀没杀人，杀了的，可以。没杀的，要安排补杀一个。杀了人，欠了命债，就铁了心了，对大家都安全了。共产党的路数一样，贪腐成风之后的忧虑就是怕肃贪、怕检举，进来的人就要先审查你干不干净，干净的不行，有威胁。太贪婪也不行，要引起嫉忿。这个组织原则跟黑社会没什么两样，只是它们的区别在于：一个是赤裸裸的，另一个披着红罩子。

    这样一识破，所有的疑问皆迎刃而解。有一位省级干部被抓后自曝心路历程，说原先在基层做贪官还挺紧张，可是一旦上了厅级，就几乎没有监督了，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了。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厅级跟省级之间没有隔离带，而省级正好是地方诸侯一级，到了这一级，大家讲的是个默契，讲的是个心知肚明。为什么揭发贪污腐败的检举信言之凿凿、证据充分地报上去都要被批转回原地，这就是要把撼动统治根基的不安定因素掐灭掉。上访的人、检举的人大都没有好下场，就是这个原因。“六四”后我见过一个报道，山东某市一位分管交警的公安局副局长出身农民、嫉恶如仇，对于大货车驾驶员屡屡投诉的交警敲诈勒索之事甚感愤怒，大会小会打招呼总是没人听。后来，他穿上便服，戴一顶破草帽搭一辆大货车在辖区内走，遇上交警盘查，这个车没有任何违规现行，本来该放行了吧，可是交警找了一个车容不整还是什么别的理由，硬要截留下来，给钱才放行。这位副局长当场气炸脸盘，跳下车草帽一摔，破口大骂，就地免掉了这位交警的职务。从此后，该市路面清静，再也没有土匪拦路抢劫。我那时单纯，立即就想，这样难得的正直人，把他调到中央去负责反腐工作该多好呀，一准解决问题。其实才不然，中央一级更是盘根错节、复杂难调。部门之间、权势之间、军政之间、集团之间、……之间，谁该进、谁该退、谁该当马前卒，谁该舍弃保帅都是有讲究的。要都像这“破草帽”一样干净利落地办事，那大家从厅一级混过来不都白搭了？

    所以，一个组织，它在公认的理想早已破灭的情形下依旧可以发展到几千万成员，没有利益悬在头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党的组织路线造就政治抱负零空间，已经把可变因素打扫得干干净净。

（四）金钱就是力量

    这话很难听，但目前国际国内都不幸地证实着这句话的非真理的真理事实。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其实知识统领的生产领域和经济领域的终端依旧是实现一个金钱。价值被价格体现，价格又被金钱证实，“知识就是力量”在共产党那里被一撸到底----金钱就是力量。当然，知识也能产生另一种力量，那就是精神力量，共产党对付它的办法是送一副铁笼子。

    当年戈尔巴乔夫对里根说：“我们签个字，停止星际大战计划吧。”里根说：“不，我还要搞。”苏联那时的国库已经捉襟见肘，加上各加盟共和国独立之声不断，戈尔巴乔夫只好举手投降----把伟大的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卸八块，各奔前程。不当家不知油盐贵，戈氏当家时，遍刨国库也开不出“星际大战”的预算，只好来个“老子不干了”。他之前的勃涅日涅夫敢于挺起腰板走共产主义保守路线，就是因为他的GDP高得令红场洞子里头的斯大林都不得不叹服。拚理念的背后其实就是拼实力，毛泽东当年想取代赫鲁晓夫当共产国际的头儿，也晓得先要把钢铁办上去，没有实力就没有人买账嘛。只是这厮不诚实，弄虚作假，把土炉子流出来的毛铁坯子拿去充正品，结果砸了锅。他是知道经济不好办，才转而一门心思提导政治挂帅，搞意识形态建设，设个虚局继续骗人维持统治地位。人都是吃特长饭，“伟人”也不例外。

    早在二十世纪初，饥饿难耐的苏维埃新生政权在农村“征粮”被农民武装打得屁滚尿流时，美国大亨哈默抛弃西方价值观和道德观给列宁送去了整车皮整车皮的麦子，救活了奄奄一息的苏维埃政权，列宁对此感恩不尽，从此，二人互通有无，互奏款曲，相得益彰。有钱能使东方的鬼和西方的鬼联手把磨推活络。我们可以看到，哈默的路子在西方一直都有传承（尽管风格和程度有所不同）。他们一方面固守自己的价值观，另一方面追求最大的实际利益。这样的不谐行为令东方的专制政权有了空子可钻。

    美国作为一个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大国，对其长期奉行的作为一个整体的不可挑战的价值观在今天被中共明里暗里嘲笑把玩而不敢出声，正是哈默路线演绎的结果。从前，中国的自由民主人士被抓，美国总统开个名单，中共或多或少都要放几个，现在，美国总统扭捏局促得连名单都不敢开了，即或开，中国也不买账了。这此一时彼一时的结局，全是由金钱来打造的。谁是始作俑者？
既然金钱是万能的，那么维稳也不妨从中出来。中共因财大气粗，正毫不吝啬地抓起库中白银塞进千里之堤的无数管涌蚁穴。

（五）茉莉花，盛开还是凋谢

    突尼斯和埃及以“茉莉花革命”代称的街头运动大获成功。中国草民照搬，于是有了中国的“茉莉花革命”，自“六四”以来二十余年漫长煎熬，中国再现“风乍起”。

    中国2、20“茉莉花革命”，当局反应之激烈，超乎人们想象。完全是高度警惕、快速反应、严密控制、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2月20日第一次上街，对网民而言是试水，对当局而言则是扑杀。当局所施手段干净利落：先是对有影响的人士提前布控、抓捕，然后对围观出格的人士断然架离。“渺小”梁海怡女士刚出来演讲就被擒，立刻安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予以关押，毫不掩饰其腾腾杀气。全是做足预案、有备而来。此前，看见杨建利兄赞同街头抗争，我便张弓搭箭给杨兄射去一封信，说“必须要对操作方式进行技术性思考，要以科学和专业的眼光来对待。从已经发生过的类似事件来看，许多‘临床表现’基本上可以预测，既然可以预测就应该做足预案。”现在看来，预案早被中共做足了，占了先机和主动。

    街头抗争，讲究一个“势”字，形成了势，才能产生“动能”。“人多势众”，此间之说，首先要求的是学生跟进，然后市民跟进，然后社会各阶层跟进。就效果而言，起码要形成“三罢”（罢工、罢课、罢市）才有震撼力。俗话说：运随势转。如果民众数量多了，才可化劣势为优势。人少是警察捉人，人多就是人捉警察。力量对比是个科学，含糊不得。中国“茉莉花革命”要成，必须升级，升级方式有两种：一是现场冲突，二是人数增加。以目前情形看，围观之处明里暗里都是公安占起手，现场冲突不现实，那就只能靠人数增加。人数增加就要有一个切入点，一个能激起大民愤的社会事件引起群集响应，形成一个充足的气场，民众受到裹挟，身不由己卷入，由此形成浩浩大势。

    以中国之大和中共逾半世纪的大一统统治和铁壁维稳，街头抗争不来个地动山摇的气魄是断难撼动的。如果“茉莉花革命”永远只是一些先知先觉的网民挑头，没有学生和市民全面跟进，那就只能是凋谢的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市民的全面跟进是核心、是关键。但是，老实讲，这一点还看不透。

（六）另一种可能

    “六四”教训滴血沥沥如昨日，挥之不去。我原本幻想的街头抗争比“六四”要更上层楼，不搞就不搞，一搞就是摊牌、就是你死我活，开弓没有回头箭。否则，又是几十年的轮回。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似乎目前的街头抗争并不具备条件。这是因为：一则国内无有效切入点；二则百姓渐失“舍得一身剐”的勇力（小富即安、声色犬马、商机隐现……在在都是涣懈意志的因素）；三则国际大气候不助中国（中、西之间近二十年来一直有“鬼推磨”情节，远不如“六四”时期单纯）。

    中国的“茉莉花”，不是说不可以“散步”，而是说仅仅也就是散步而已，并且还要不断地付出代价。

    而另一种可能是：中共内部权力及利益分配占有格局出现巨大矛盾冲突，发生严重内讧，由此出现破裂，从内部爆出一种能量与外界能量聚和，反转来将其摧毁。当然，我这个也不能算是预言，仅仅是另一种可能的假设，是私人性质的“醉民”（dreaming）。

   （2011、3、13老乐于澳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