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监房，我一言不发，同监们正在串磁环，我马上拿起笔开始奋笔疾书，我写的是那篇《我的狱中声明》。我心中首先拟好了我在这篇声明中最后要说的一段话：
我，樊潇洁，郑重宣布，为了我心中的那份理想，我愿意像昂山素季那样牢底坐穿，也愿意像秋瑾那样慷慨赴死。如果我最终能够出狱，我要像龙应台那样回顾历史、唤醒民众。如果历史有幸把重任交到我手中，我要像科拉松阿基诺那样携手民众，将国家带向未来。”然后我才开始写文章前面部分。我写完之后，直接把它放进衣箱里的塑料袋中，没有给任何人看。
第二天上午八点多，看守又来把我带出监室去，但是不是去提审我，而是要带我到另一个地方去检查一下。而我根本就不知道要检查我什么。我惊慌地觉得自己肯定是凶多吉少。我看到有四个人来接我出去“检查”，一个是屈保军，另一个是那个金鱼眼泡的中年人，另外还有一男一女。因为他们都不穿制服，我无法猜出他们是什么职务的人。我吓得要命，在交接的地方惊慌地恳求他们告诉我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发现金国华看守不在场。这更令我惊慌。但是他们都不告诉我要带我去哪里，只是说你只要去了就知道了。
我就这样带着手铐上了车，左右分别坐了那个金鱼眼泡的中年人，以及那个女人。我目不转睛盯着车窗外，以便记住车所走的路线。我看到他们走上了104国道南复线并向西开去。我不住地昵喃着说：碍，要带我去哪里的啊，是送我回家吗？我今天能见到父母的吗？我看着路边春天的树木，心里想我好多天没有看到一棵完整的树了。
我不安地问坐在我右边的那个女人，说：你们要带我到哪里去啊？
她答道：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是被临时叫来陪同一下的。你不用这样紧张的啊。
我看着汽车开过了绍兴一中门口，啊，我真想伸长脖子看到我妹妹的身影。可惜根本不可能。
最后，我发现他们把我带到了绍兴第七人民医院（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科。我于是明白了。
我很害怕。我想我得证明自己精神是正常的。但是我紧张得很，因为邓玉娇也接受过强制的“精神治疗”。我不停地说：我什么毛病也没有，为什么要带我到这来做精神鉴定啊？
但是他们并不回答我。我无可奈何地坐下来。这时，那个带我来的金鱼眼泡的中年男人替我把手铐摘掉了。
我也不知道等了多久，我看到科室里的医生在聊天、在看书、在淘宝网上买衣服，他们似乎并不关注我的存在，一个穿着桔黄号衣的女孩子，愁容满面的坐在旁边，她被带进来的时候还带着手铐。
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检查我什么。后来，他们带我去做脑电图。我不知道这脑电图中能够读出什么信息，它只不过是几条毫无规则的抖动线而已。然后他们又给了我一张问券，让我自己选“从不”、“很少”、“有时”、“经常”。上面的问题全是“你是否觉得自己常有些奇怪的想法？”“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能够听说别人听不到的声音？”“你是不是常常认为自己有超能力”……之类的荒诞的问题，一共有三十多个问题。我看了看之后，基本选了“从不”，也有的选了“很少”。
然后，又过了一会儿，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有三个人在那里等我，他们开始问我一些问题，并开始作笔录。
他们先是问我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什么学校毕业的，做过什么工作。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明知故问，我就一一如实回答了，我说我是做过网站开发工作。
然后他们问起我大学里做过些什么。这个范围有点大，我说我大学里专业学习成绩很不好，喜欢泡在网上跟人辩论。等等。
他们问我说：你母亲跟我们说过你平时总是顾自自言自语，突然大叫，是这样的吗？
我答：因为我在家里我感到孤独，所以只能对自己说话。
我说：我的母亲不理解我，我想告诉她的话她不爱听，我在家里觉得孤独。所以常常自言自语。
然后他们又问我最近做过些什么。他们问我是不是去看过境外网站。我回答看过的。他们问我看了哪些网站。我回答是博讯网，youtube，茉莉花行动官方网站，等等。
然后他们问我还做了些什么。我说我打印了几十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致中华青年学子的公开信。
然后他们问我还做了些什么。我说没有了。他们说：你还去张贴了这些公开信，不是吗？我说：是的。
他们问我道：你知不知道茉莉花革命发起者都是些什么人？
我答道：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我相信他们都是和我差不多的大陆青年，不是境外敌对人士。
他们问我道：你为什么要去散发茉莉花公开信？
我答道：因为我看到了太多的恐怖的上访和截访故事，如今的中国，遍地民怨。各地的政府，纷纷把维稳当成首要任务甚至唯一任务。还有吴邦国的狂言，让我愤怒。
他们说：你只是一个小姑娘，这些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怎么知道网上的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没有直接回答。后来我说：我以前在上虞的时候曾经看到过伤残工人在讨说法的场面。
另一个看了我刚才填的答券道：你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思想和情绪，是吗？你从来不会莫名其妙高兴也不会莫名其妙难过的吗？
我回答道：是的啊，我的思想都是有源头有体系的。不会有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古怪思想的。我高兴的时候肯定是有高兴的理由的。伤心的时候也肯定是有伤心的理由的。
他们问我道：那你什么时候比较高兴？
我想了想说：这个，比如说吧，2003年3月24日，美英联军开始联合打击伊拉克的时候，我很高兴，觉得自己望着花都落了。之后萨达姆被从地洞里抓出来的时候，我得到这消息，更是高兴。
他们问我道：美国人打伊拉克，你有什么好高兴的啊？
我答道：因为我从小知道萨达姆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杀过很多人，我见过伊拉克的万人坑的照片。
他们又问道：还有什么时候比较高兴？
我说：今年2月12日我听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了的时候，我也非常高兴。在此之前我天天在关注开罗解放广场上的形势，担心埃及军人开枪，伤及民众。
我又说：两年前我在新闻里看到伊朗内贾德政府派军警镇压反对派的过威的时候，我感到很伤心，看到伊朗反对派领导人在示威中被抓走，我也感到很伤心。
他们问道：樊潇洁，你现在有没有为自己的行为后悔过。
我答道：为了母亲，我感到后悔，但是为了良心，我问心无愧。
另一个人问道：樊潇洁，你有没有想自杀过？
我答道：我以前常常觉得活得很绝望，看不到希望，闷闷不乐很想死。但是现在我再也不想自杀了。因为我想活着看到自己手中有选票的那一天。
说到这时，我突然抓住旁边一个人的手臂，说：啊，你觉得我的梦想会实现的吗？你觉得我会有机会看到这一天的吗？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回答。
那个在作笔录的人问我道：樊潇洁，你觉得你做的事情，政府会不会原谅你的？
我想了想，答道：我想应该不会原谅我的。但是，现在不是应该问我政府能不能原谅我，而应该问我能不能原谅政府。答案也是不会。
问答就到这里结束了。我又满腹心事地被带回去。我想我大概4月11日肯定出不去了。
我一回到监房，就发现同监在围着看我昨天写的那篇文章。谢晶首先发出我又被送回来了，就跟我说：“啊，小樊，你回来了，午饭有没有吃过？我们都已经吃过了。今天中午吃的是年糕，我还给你留着呢。”
我说：谢谢，但是我已经吃过一块面包了。
谢晶说：“那你把年糕的汤喝了吧。”
谢晶说：“小樊，我是为你好，你这样的文章，还是不要写，至少，最后一段不要写，说什么牢底坐穿啊死啊什么的，弄不好还成真了。我替你把这最后一段撕了。”
我说：“哦”。
谢晶说：“你到底怕不怕死的啊，真的不怕的吗？”
我说：“我当然怕死的啊。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死不了，所以把话说得硬点，吓吓审讯我的国保。”
我说：“仔细想想，虽然中国这几年来拘禁抓走的异议人士很多，但是处死异议人士，这几年来毕竟没有过。就算中国政府想这样，恐怕都做不到。你知道吗？之前有一个伊朗妇女，名字叫阿尔什蒂娜，被伊朗伊斯兰政府诉为通奸并杀死亲夫，判处石刑处死。你知道石刑是什么吗？就是把人半截埋在土里，然后一群人用石块把她砸死。这件事传出，国际社会抗议声如潮，甚至法国第一夫人都为之向伊朗政府求情。抗议力量强大到最终逼得最为顽固的伊朗都为之让步的程度。最终伊朗政府取消了对她的死刑。”
我说：“别说死刑了，现在就算是被判有期徒刑，就算是被判了不到三年的有期徒刑，比如说为结石宝宝抗争的赵连海，他被判了两年半，也有很多海内外的民众为他奔走呼吁，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他。所以我别说是死，就连牢底坐穿的机会都不大有。现在毕竟不是一百年前啊，不会再有像秋瑾那样的前一天被抓，第二天就被咔嚓了的事情。”我又提到了我以前看过的希拉里签署的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我说：“嘿嘿，要是真的逮捕我审判我的话，弄不好我的名字就进了明年的《国别人权报告》了。”
我说：“碍，昨天审我的国保让我写一份悔过书，可是我真的很不想写，也不知道该怎么写。”
谢晶说：“国保让你写你就写嘛，写写有什么难的。”
我说：“我根本不相信写了悔过书就能被从轻处理。从来没有哪个政治犯会因为认错态度好就被从轻处理的，古今中外都没有过的。”
谢晶说：“写吧，写了总比不写好，这哪说得定呢？”“碍”我叹息着，喝完年糕汤后，开始咬头笔头写起悔过书来。
我涂了又涂，改了又改，觉得真的好难写。杨云海要我认识自己的错误，告诉我到大学校园这样敏感的地方去贴传单是十分十分严重的错误。可是我想：让大学校园变成易燃易爆的地方，又不是我的成就。
但是我又想：碍，无论如何，我总得写点反省悔悟的。我想杨云海可能也未必是想让我把思想转变过来，他可能只是想让我至少写份书面悔过书，好让他给上级有个交待，然后他再在上级面前把我的悔过态度雕刻“升华”一番，可能接下来我就能够被从轻处理了。想到这里，我就有了一点思路，两小时后，我把这份四百多字的悔过书写好了。
我想上几次他们都是隔了八天来提审我一次的，下一次提审我可能会在4月8日。我已经被关了快20天了，我陆续看到一些法院的人送来逮捕证让一些同监签名，也有的同监则收到了检察院送来的《刑事辩护委托通知书》。我很关心自己的逮捕证什么时候会到。
同监有个女孩名叫曾敏，她总是心事重重，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她已经被关了30几天了，但是却逮捕证还没有送到。她不知道自己到底会不会被正式批捕。
4月5日傍晚晚饭时，曾敏突然被押出去，回来之后我发现她更加沉默。一问，才知道她刚收到自己的逮捕证并在上面签过名了。此时离她被抓进来已经有37天了。再一问别的同监，她们好几个人都说自己是在被关进来三十多天四十多天甚至两个月后才收到自己的逮捕证的，我顿时感觉得很不妙。我想这是不是意味着到了4月11日我被抓进来一个月后就算没有逮捕证他们也可以继续关我，不需要任何理由？
4月6日上午，我正在串着磁环。突然看守叫我出去，又要来提审我了。我毫无预备的匆匆被押到审讯室里去，手指头还是黑乎乎的。
杨云海问我悔过书写好了没有？我害怕地说我写了，但是还只是一个草稿。因为监房里没有白纸，而且我曾经几次跟看守说让他们给我一些白纸，我需要写一份悔过书上交，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说着我把那份涂涂改改的悔过书从口袋里掏出来。我害怕地说：你们现在给我一些白纸吧，我马上把它抄一遍，这一张写得太乱了。
但是杨云海和屈保军并没有让我抄一遍。他们只是读了这份“悔过书”。读完后，杨云海生气地说：我让你写悔过书要写得深刻一些，你根本就没有写深刻嘛。
我说：可是我已经绞尽脑汁了嘛。我实在想不出更深刻的语言了。
杨云海说：那么你好好想一想，你为什么会被关进来的呢？
我没有回答。
杨云海又重复说了一遍。
这次我小声说了：因为中国是个警察国家。
杨云海说：你说了什么？
屈保军说：她刚才说了，因为中国是个警察国家。
我又加了一句：因为中国领导人想学习齐奥塞斯库。
我说：你们会在4月11日把我放出去的吗？
杨云海说：你这样的态度实在不能把你放出去。
我带着哭腔说：可是我很想回家啊。
我说：我很想回家。看看现在的新闻，连《浙江日报》这样的党报都充满坏消息，什么贵金属涨价了啊，什么货币增发16%啊，什么担保公司如同雨后春笋似的冒出来啊，什么杭钢拍卖啊，，我看得心里很害怕，总觉得恶性通货膨胀近在眼前。碍，我总是在想：如果哪一天突然发生银行挤兑银行破产了，通货膨胀全面失控了，米价暴涨了，而我还在牢里，我的母亲要面对两面夹击，将会多么身心焦悴渡日艰难。我阻止不了经济危机，但是如果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我能够陪在母亲身边的话，至少也能让她好受些啊。
杨云海说：你这样说就表明你的思想还完全没有转变过来。
我说：我已经转变过来了，以前我认为自己应该脑怀天下，但是现在我觉得自己的小家还是很重要的。我想回家，陪在父母身边。
杨云海说：你这样想我们根本不可能放了你的。
我说：碍，其实我想知道，你现在心里害不害怕？3月4日你请我去喝茶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马上就要进入下一次文革了。你对它感到害怕的吗？
杨云海说：这不是我的事。
我说：那么，你以前跟我说过你自己也是房奴，但是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存贷款利息连连上涨，房奴的负担加重了很多，而且我预计今年中国人民银行还要再加息三四次，但是你的工资却不会有所增加，你对它会感到害怕的吗？
杨云海说：别人能扛过去我也能扛过去。
我说：那么，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退休金没有了。你再过两年就要退休了是不是？如果那时候你发现自己退休金没有了，你会不会很生气？
杨云海说：退休金怎么可能没有了呢？
我说：当然有这种可能的啊，只要政府闹财政危机，退休金就有可能被砍掉。你看，去年希腊政府不是付不出退休金了吗？我觉得中国政府今年财政应该很紧张。
杨云海说：这是我们大人的事啊，你小孩不用管的。
我说：碍，放了我吧，我想回家。
杨云海说：放了你有什么好处呢？
我说：有啊，当然有好处的了。如果你们放我出去，就减少了一个社会不和谐因素。如果我一直被关着的话，我的父母肯定会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去抗议努力让我获释的。
杨云海气得一下子站起来，连笔录都不做，也没有让我签字按手指印，就收起宗卷走出去了。
我马上叫道：你们如果不想放了我，就早点给我拿来逮捕证吧！
屈保军说：你难道想要逮捕证吗？
我说：是的，我想见到逮捕证。
屈保军也准备走了，在他走出门的时候，我喊道：我会在法庭上为自己作无罪辩护的！屈保军只是略一回头，也走了。
我又一次被押回监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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