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近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社会面对历史性大转型，“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的争辩一直没有止息过，虽然这种争论在不同时期所表现的形式各异。如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土地上甚嚣尘上的“国情论”、“国民素质论”，以及演化出的“中国模式论”，都是“中国特色”论的变种，本质上它们都是强调中国特殊性而拒斥“普世价值”。由此可见，历史上固守“中国特色”论的都是社会变革中的顽固保守势力，都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而认同普世价值者都是那个时代的改革势力。
近几年来，有关“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的争辩在媒体上持续不断，固守“中国特色”的一方虽曾利用武器的批判一度将“普世价值”列为敏感词而使其潜水禁声，但学界却持守批判的武器以顽强的抗争，不时将“普世价值”撑出水面，呈于世前。考查“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的历史发展，我们会发现，虽然作为专用名词的普世价值只是近年才在汉语世界横空出世，但作为人类精神层面共同遵守的准则与取舍行止的尺度的普世价值内核，却早已存在于世。而以“中国特色”来否定“普世价值”的行为也并非今日的创举，而是在历史上，至少在近代中国史上，就屡屡发生过，只是各个不同时期变换着各种不同脸谱而已。
据百度解释，所谓普世价值，在哲学上指把一些有限的，所有人类都认同的观念集合在一起。普世价值泛指那些不分畛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任何一个自诩文明社会的人类，只要本于良知与理性皆认同之价值、理念。简言之，普世价值就是人类创造的、千百年来经过沉淀扬弃而升华的、全世界普遍适用的、造福于人类社会的、最好的价值。普世价值大体指人权天赋、生来自由、民主权力一类的东西。它们的本质、意义和重要性应该是超越人的意识形态和观念斗争的，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自然的非人为定义的真理。这种认同普世价值即为“普世论”。
让人奇怪的是，作为与“普世价值”对应的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官方各种重要文件的“中国特色”，居然在百度上找不到一个规范性的解释。这就意味这个被官方广泛运用的词，至今事实上没有一个严谨规范的解释，而能够基本反映时下运用“中国特色”这一词大意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百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解释显然带有浓烈的政治定性的意味，标识出了“中国特色”的当代脸谱，是一个真正突显着“特色”的词。应该说“中国特色”在时下语境中内容涵盖非常广泛，基本充当将一切不同于文明世界准则的东西囊括其中的角色，即一切与世界准则、惯例相背的做法都一概归之为中国特色。这样“中国特色”就成为时下应对世界变化发展的“万灵药”，什么与世界不同的，不管是否合法合理，只要贴上“中国特色”的标签，就具有了合法性、正当性与不容争辩性。这种固守中国特色即为“特色论”。
细读今天的“中国特色”论，从中难免让人生出些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在历史上以中国这样那样特殊性的理由来拒斥其他文化与价值的案例实在不少。在1840年以前，中国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儒学的独尊与王权的独霸，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华夏乃是世界中心的意识，而视四方皆为未化之蛮夷。这种相对封闭系统中文化的自我优越感所形成的价值中心意识，一度主导着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炮火，这种独尊意识在现实面前屡屡被击得支离破碎。在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前，一些知识分子被迫反省本民族文化价值中的不足，进而远涉重洋求索强国富民之路。随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潮兴起，一些涉及观念价值的东西也纷继踏来，于是中华传统与世界文明的价值冲突不可回避地上演，并且随着民族危机加深而日趋激烈。作为企图延续固有模式、承袭传统价值的满清王族及其权贵，面对这种冲突祭起了“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大旗，而支撑不变的重要依据正是华夏有别于外族的特殊论。这些人以华夏泱泱大国，数千年价值传承，虽在现实前无法主导世界价值，不能维护独尊地位，但因中国之特殊而只可师之技艺，而不可稍变民族传统之价值。当时这种“中国特殊”意识长期主导着统治集团的话语。晚清洋务派与保守势力，及后来变法派与保守势力展开的争辩，都时时迸发着这种代表世界文明的“普世价值”与固守中国传统的“中国特色”征战的火焰。不仅如此，后来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国共争夺政权的民主革命，也无不贯穿着这种“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的角力。
从最近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社会面对历史性大转型，“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的争辩一直没有止息过，虽然这种争论在不同时期所表现的形式各异。如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土地上甚嚣尘上的“国情论”、“国民素质论”，以及演化出的“中国模式论”，都是“中国特色”论的变种，本质上它们都是强调中国特殊性而拒斥“普世价值”。由此可见，历史上固守“中国特色”论的都是社会变革中的顽固保守势力，都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而认同普世价值者都是那个时代的改革势力。
当然，从人类的历史来看，这种“普世价值”与本国特色的交锋并不专属于中国所有，事实上绝大多数民族与国家在社会大变革中都出现过这种类似“普世价值”与本国特色的争执。如美国的废奴运动而演化出南北战争，以及今日仍然在持续上演的中东与北非变革，都是有过以本国（或本地）特色来拒斥代表历史性潮流的普世价值的过程。
当然“普世价值”的出现也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积淀起来的，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结晶。作为普世价值至今最集中反映的《世界人权宣言》就是人类几千年血泪凝聚起的阶段性成果，是世界各民族共同贡献的价值载体。中华民族的智识也在其中有精彩的反映。当年参加《世界人权宣言》起草的中国外交家张彭春将儒家精神引入了《世界人权宣言》。他说：“宣言应该既反映出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也应该反映出孔子的思想。”张彭春建议将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放在宣言之中。他把“仁”翻译成conscience（良心）一词，为各国代表认可，从而写入了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张彭春还说：“在人权方面，不能忘记大多数人。”他希望《世界人权宣言》能够反映宣言最终要代表的丰富多样的文化。他也相信，每个人都能理解《世界人权宣言》，“它应该是为世界各个角落的每一个人所撰写的宣言，不仅仅只是为律师和学者而写。”这集中体现了《宣言》不是建立在任何单一的宗教、文化、伦理或是人性的基础之上的。诚如中国总理温家宝先生曾言：“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由于事物具有多样性复杂性与发展变化性的原因，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确有自己的不同特点，就是同一民族同一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所以各国具有自身的特色这恰是事物的客观反映，但这种特色必须是反映普世下的特色，是普世下的不同表现，而不是完全脱离普世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应该说，人类社会若无普世价值则无人类共存之根，当然若无各国特色则无世界多样发展。普世价值与各国特色的关系是一物的本质与表象之关系，即同一本质而表象万千，如人之确定为人，一则在于物质之基因，再则在于精神之价值，但人的外貌神态却千差万别，绝无雷同。所以，普世价值与各国特色事实是一体两面，不可分离。然而，人类历史发展中却屡屡出现将普世价值与本国特色对立起来的情况，出现以强调本国特色而否定普世价值的极端观点。
既然普世价值凝聚着人类的价值共识，而各国特色体现了事物多样性的本来面貌，那么人类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普世价值”与“本国特色”的争战？考察人类发展历史，可以看到维护既得利益而拒斥社会变革是导致普世价值与本国特色对抗的根本原因。今天的现实也在一再反映，那些面临社会大变革的民族与国家，当出现特色论时，往往就是视普世价值如洪水猛兽，对其极尽防范与抵制之能事，并且由于固守这种特色论者通常都是一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手中掌握着暴力机器，在面对批判的武器时常常采取武器的批判，这样他们除精神上的抵制，如公开宣示多少“绝不”与多少“坚持”外，还会采取暴力扼制及镇压的方式，如此就人为制造出普世价值与本国特色的对抗。然而，人类历史也一再证明，任何对普世价值的抵制都将是徒劳，因普世价值由于其普世性而不会为特色所左右，而特色却必须植根于普世，受制于普世，任何背离普世价值的东西早晚必被淘汰！这就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零八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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