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求创作、新闻自由的现代文化人
在新年到来之际，有文化人对中共当局说：“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我一直没有将这个写成XX自由或者XX自由，是因为这两个词会让你们下意识的觉得害怕和提防。虽然这些自由一直被写在宪法里。事实上，它一直没有被很好的执行。顺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新闻一直被管制的很严。还有我的拍电影的朋友们，你不能理解他们的痛苦。大家都像探雷一样进行文艺工作，触雷就炸死，不触雷的全都走的又慢又歪。这些自由是时代的所趋，也是你们曾经的承诺。我知道你们一定对苏共进行过研究，你们认为苏共的失败，很大的程度源于戈尔巴乔夫开放了报禁，并将最高权力依照宪法约定，从党返还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所以这让你们对言论自由和宪政特别的谨慎。但是时代已经不同，现代的资讯传播终于让屏蔽形同虚设。而文化的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
这样的“痛苦”，这样的抱怨，这样的“抬不起头”的遗憾，这样的对创作、新闻“自由”的要求，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如果中国人还有记性，应该还记得著名文艺人赵丹三十一年前临终时的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他说；“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加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以后可别那样‘加强’了”。“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他质疑说：“为什么从中央以至各省、区、县、公社、厂矿，几乎都还总是要请个不懂或不大懂文艺的外行来领而导之，才放心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逻辑！尤其，越是高级的领导是外行、权力越高度集中。于是在外行向内行的转化过程中，百万文艺大军都得跟着踏步踏地转，何况有的领导还不肯转。因为一转化为内行，可能又不能当领导了呢？更何况生活的急遽进行速度，内行也追之不及，表现费力，再加上干扰重重，致使目前文艺阵地较受欢迎的作品，大多数也只是达到街谈巷议的大实话的水平而已。”
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赵丹的善言感动了谁？改变了什么？
感动的人肯定是有的，但改变却没有，于是直到今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但今天的文化人似乎少了赵丹的深切剖析，直言抨击，苦口劝戒，只剩下了哀鸣和哀求，实令人不知今昔是何年！哀哉！哀哉！
只会哀鸣和哀求的现代文化人，明知道许多“自由一直被写在宪法里”，却只敢婉转哀求创作和新闻的“自由”，对其他的自由一概讳莫如深。为自己解脱的理由是“每个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样的”。
文化人可以不顾忌社会的责任，可以不讲社会的良心，只管哀求自己需要的“自由”就好了。这就是断了脊梁骨的所谓文化人的现代意识。
殊不知，宪法所列的自由是一有俱有，一无俱无。只要一党专制制度不改变，这些自由都是无从谈起的。而要终结中共一党专制，本身就是革命，不管把这个革命称作改革也罢，称作天鹅绒革命、茉莉花革命也罢，或发生暴力革命也罢，反正是要结束一元政治，结束独裁统治。
但现代文化人不这么认为，而是疾声断言：“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也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讨价还价了，因为“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那么谁与谁讨价还价？断了脊梁骨的文化人有本钱与滥用暴力的中共讨价还价吗？
我们作为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发起人的观点也是很简单的：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但不愿意不等于不会发生，中共当局正在用他们的野蛮和张狂制造着暴力革命。我们主张的茉莉花革命就是类似天鹅绒革命的革命。如果这样的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那么暴力革命就不可避免，至于卡扎菲之类的人或寻常百姓愿不愿意发生暴力革命都是无关重要的。如果认为：“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中国就不必走向民主，那正是大谬不然的胡言，就好比是说，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完美道德的人，所以我们就不必讲道德了。
古往今来直到永远，社会各群体、各阶层总有不同的诉求，但如说在中国是很难找到一个“集体诉求”那是无知。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有一个共同的“集体诉求”，那就是人的尊严，公平和正义。在中国如今街上“普遍觉得自由”的大部分人迟早会明白自己不自由，只过着爱因斯坦口中的动物般的生存，迟早会提出那个集体的诉求。
所以我们说：中国必需改变，中国正在改变！
高智晟已经失踪20个月，目前被关押在中国大西北的一个偏远监狱里
一个可以随意让一个著名律师失踪的制度还不需要改变吗？
